获悉“江山如此多娇——白蕉书画特展”在金山区博物馆展出，十分欣慰。这位自评“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的大书家含蓄隽永、流畅娟秀的风格在我脑中是永远抹不去的。因此，我自然会想到40年前我采访白焦夫人金学仪的情景。她对我谈了白蕉与邓散木、徐悲鸿、唐云、刘旦宅等大家的故事。采访时间一多，我和金学仪成了忘年交。
说来也有意思，上海师大美术系教师李平和我谈及他丢失藏有身份证、工作证、钱钞等物的皮夹子，正在焦急之时，白蕉长子何民生按址索寓，送拾物上门。何民生气喘吁吁地说：“母亲反复关照，速速送还失家，将心比心，失主要急的。”李平动情地对我说：“到底是大家出身，敦厚家风，久盛不衰，令人敬佩。”正巧，有一次我在钱君匋家采访时，见钱老家挂的正是白蕉对联“胜地有清山水，善人多贤子孙”。白蕉书法及画兰闻名于海内外，想必大家略知一二。鉴家谢稚柳有云：“以书法写兰，粉蝶翠荷，不入前人一笔。”书家沙孟海云： “三百年能为此者，寥寥数人。”于是我便请李平引荐，拜识了时年86岁的白蕉夫人金学仪。
金学仪十分健谈，她说：“我与夫君白蕉风雨相依27年，其间，有苦有乐；有失望，也有幸福。在他身上，我体会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我引以为自豪。”
白蕉夫人向我介绍了白蕉和邓散木、徐悲鸿、唐云等人交往的鲜为人知的轶事。面对前辈的嘉言善行，我大有“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感慨。
白蕉与邓散木：莫逆之交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白蕉与邓散木都有“怪杰”之称，他们对敌切齿痛恨，对友真挚诚恳，“真”藏于“怪”中，同仁们称其为沪上瑜亮 “双璧”，白蕉曾戏言：“白蕉摩挲金石，少好刻画，世多俗手，遂长其傲，谓天下无英雄，王天者当我。”一次经吕梦蕉介绍，在市楼与散木相见，散木进《三长两短斋印存》十余册相赠。白蕉启视，谛读大骇，遽忘进酒，大呼“铭钟鼎，勒燕然，大书深刻期他年，粪翁（邓散木，号粪翁）不死当比肩，我得知音也”。两人遂订莫逆之交。从此，同桌而饮，同榻而眠，亲如手足。白蕉曰：“粪翁素有怪名，予独无所见。昔者杯水对饮，粪翁席间亦语予，往，颇闻人言白蕉怪，何独不见子怪。”白蕉曾撰文介绍时戏言曰：“自见粪翁每自刻，吾不敢再握刀。”粪翁也极赞白蕉书画：“白蕉绝不轻许人，此公专攻二王，见地甚高。”可谓惺惺惜惺惺。
白蕉与邓散木个性与脾气相似，常有孤芳自赏、不合时宜之举，但有良知，有爱国之心。1937年，上海金山沦陷后，白蕉悲愤交集，诗以寄志：“今日此天地，何人起霸图。干戈争短隙，零落笔封胡。昔下阳朱泪，空期楚幕乌。我言初已尽，未肯便为奴！”散木则刻印“忍死须臾”，边款为“一二八，是奇痛，是奇耻，两昆仑，今安在？忍死须臾，矢誓东海”。两人同心，为抗战募捐奔波，于上海大新公司合办“杯水书画展”，将展览所得的“杯水车薪”捐给抗日救亡，一时轰动沪上。
1943年2月，日伪方面指定他们俩及另一位“名家”出席中日文化协会并代表华人发言，白蕉、邓散木接帖，当场撕毁，拒绝出席。此时，日伪方面已发稿登报，难堪之状不言而喻。他们不愿结交权贵，不屑与附庸风雅之辈为伍。记得有一次上海闻人杜月笙做寿，托人拿来一张精致的百寿图纸，要求白蕉书写寿文，白蕉不予理睬。杜月笙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无独有偶，有一富商向邓散木求字，声明润格从丰，只要改署名，不用“粪”字，邓散木当即拍桌大骂，此人仍喋喋不休，散木一气之下，将他推出门外。散木说：“美名者滔滔天下皆是，奚取于我？我固贫，守灶冷，易名匪石难转。”一席话掷地有声。
1935年底，白蕉与邓散木同游南京并假环球旅社举办个展，此时，徐悲鸿与张大千同游黄山而归，见白蕉报载“愿为粪翁标榜者”一文，徐悲鸿即往旅社聚晤。徐、邓均有相见恨晚之感。三人遂登酒楼，凭借酒力，痛斥国民政府，四座食客闻言胆颤心惊，纷纷逃遁。翌日，徐书函予邓：“日前饱览大作，深以为幸。弟平日对于寻常报章所标榜者，恒多漠然置之，见白蕉文而往，几乎失之交臂！顷俟友人寄石，便将赴沪再访尊居，以定一切。”
1942年5月8日，白蕉与金学仪假上海邓脱摩饭店举办婚礼，邓散木参加了宴席，其间，邓散木送上一大包礼物，形似元宝，外面贴有红纸，甚是壮美，上面写道：“不要立即拆开。”客散礼毕，拆开纸包，层层叠叠，尽二十多层，方“水落日出”，乃是一对精致石章，一方“大吉”，一方“花好月圆”，夫妻双双喜出望外，视为珍宝。
惜经过十年动乱，两印散落人间，不知去向，白蕉夫人惋之，痛之。
白蕉与徐悲鸿：相见恨晚
上世纪20年代，白蕉就读于政法大学，受业于国学根底颇深的蒋梅笙先生，白蕉与蒋先生公子蒋丹麟十分要好，常去蒋家吃饭，久之，白蕉与那时作为蒋家女婿徐悲鸿相识，两人把酒畅谈，一见如故，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徐悲鸿十分推崇白蕉，他为白蕉书写了第一张润笔单。两人首次合作是徐悲鸿画《曹娥孝女图》、白蕉书《曹娥孝女图》，面世后，轰动一时。在白蕉26岁时，徐悲鸿请白蕉书屈原《九章》长卷。白蕉在《云间书跋甲集》中说：“悲鸿先生去年书来，委收屈子《九章》作长卷余以待疾家居，鹿鹿未就，今半年矣，乃始成之。计算行草共十纸，仙童乐静不见可欲，风二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恨丹麟不及见之也。”
十年内战时期，徐悲鸿为难民募捐而办展览，白蕉积极响应，立即将自己的作品寄去。当时，蒋碧薇女士还代悲鸿复信致谢，信中云：“前在沪滨，承捐墨宝，匆忙未能面谢，良用歉疚。昨日复蒙惠下大作多件，秀韵清丽，均非凡品，展览会得此，生色不少，而足下慷慨乐助之热忱，尤令人钦敬无似也。”1942年，白蕉与金学仪结婚，当时在重庆的徐悲鸿不及前来参加婚礼，回沪后，即刻补上一幅《双竹图》，并题诗曰：“岂止留双影，相期耐岁寒。莫同闲草木，只为热中看。”白蕉得之，欣喜万分，即刻写就“喜得悲鸿双竹轴”而复之：“干枕花前醉后回，眼前一翰古人来。是何笔力雄且杰，为想诗情郁更开。天上要留双干在，雪霜未遗一心灰。江南妖梦何时了，长使云间把酒杯。”
1953年，白蕉去北京，下榻在徐悲鸿家，两人久别重逢，何其欣悦。徐悲鸿陪同白蕉访问齐白石，白石对白蕉题画诗大加赞赏，不轻易赠人画的齐白石破例地问白蕉：“要画什么？徐悲鸿在一旁说：“就画白蕉。”齐白石略加思索，当即挥毫作了一幅《白蕉图》，两叶芭蕉一老一嫩，墨色淋漓，神韵俱全。
白蕉离京返沪时，徐悲鸿赠一帧其全家与海外友人游长城的照片给白蕉，并在右上角郑重地写上“白蕉老友赐存，悲鸿”。徐悲鸿还为白蕉画了一卷画让他带回上海。这天，徐悲鸿亲自送白蕉至火车站。徐悲鸿依依不舍地说：“隔一个星期我来沪与老兄持螯赏菊。”
上了火车，白蕉才想起徐悲鸿送的一卷画还留在桌上，转而想到徐兄不久来沪，定会带来。岂料，此次一聚，竟成永诀。次日，传来噩耗，白蕉伤心不已，作挽诗一首以寄哀思。蒋兆和谓之：“兄之挽诗概括了悲鸿一生抱负，读之更令人慨叹。”
徐悲鸿纪念馆成立时，其夫人廖静文来沪为纪念馆收集悲鸿作品，白蕉在锦江饭店设宴，邀请同仁与朋友为之征集，并将自己珍藏的徐悲鸿作品如数交给廖静文带回。
白蕉与唐云：情同手足
白蕉与唐云都毕业于杭州浙江美校，白蕉比唐云高几级，然两人关系密切。唐云的小品如《山雀墨竹》《樱桃小鸡》等，均十分自如、清新可人、富有情趣，据说，白蕉见之，大有李白登黄鹤楼之叹，改攻画兰和书法了。
1942年，唐云来沪，经白蕉介绍，唐云借宿在江苏路中一村。白蕉和唐云家靠得很近，两家往来频频，亲如一家，久而久之，白蕉夫人金学仪和唐云夫人俞亚声如同姐妹，无话不谈。金学仪喜梅，唐云便教她画梅。唐云办画展，白蕉连夜为之补石画兰。金老夫人对我说：“如今家中还存有唐云教画时的梅稿，厚厚一叠，可均未落款。”
白蕉与金学仪举办婚礼时，邓散木、徐悲鸿以章和画贺之，唐云也以画贺之。贺画很有味：右边是鸳鸯戏荷花。两朵粉红荷花含苞欲放，花旁是几张泼墨荷叶，浓淡相宜，滋润有味，荷叶略往上翘，以显春风之态；荷枝双双，遒劲苍老。四周乃水草芦叶，挺拔峻峭。一对鸳鸯在叶丝中喃喃作语，十分恩爱。画的右上角乃是一幅榴开八子图，以讨口彩。有趣的是画当中的题字，结婚人的姓名、籍贯、年龄，介绍人、证婚人的姓名，以及何年何日，在何地举办婚礼都一一列出，金老夫人视若至宝，配有金框，常挂不换。
白蕉和唐云情同手足。一个夏日，春华堂笺扇庄老板任华东做东宴请上海书画名流，白蕉为总招待。一时间，邓散木、来楚生、江寒汀、钱九鼎等人纷纷到场，然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唐云影子。白蕉急了，便叫车去接。唐云一下车，白蕉便埋怨他：“老兄，全座就缺你一人了，令人心焦。”唐云笑着说：“你没见我胖吗？胖子怕热，不像你有西瓜消暑，而我只能吃瓜皮做酱瓜。”白蕉知唐云又在调侃他了。原来在前几天，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向白蕉索要“兰”，白蕉知是“打秋风者”便复一信曰：“舍间西瓜已尽，若有意接济，可来数担。”从此唐云常以 “西瓜”和白蕉开玩笑。白蕉也不示弱：“哪里，哪里，老药乃是曼生壶的真知己，自然不买‘白虎汤’的账了。”老药乃唐云的自称，他将自己画的荷、菊、竹芦等比作药，希望自己画的花草对人有“疗效”，予人有益。唐云嗜壶成癖，他家藏壶不多，但件件精品，其中壶底下刻有“阿曼陀室”印章的曼生壶，唐云尤为怜爱。为此，友人常以“老药”“药翁”来代唐云的名。“白虎汤”，白蕉指的是自己，因中药里西瓜为“白虎汤”，两人各引雅号，你来我往，在诙谐中步入宴厅。
如今四位画家已先后作古，然留下的趣闻逸事，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