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连，是古代常见的司法现象。不过，春秋之前，这种事还很少见。有人说秦孝公是“株连”的始作俑者，也有人说，是秦始皇开的头。最明显的株连，是商鞅变法制订的类似后世保甲制的连坐，但这样的连坐，并不限于亲属之间。史籍中最扎眼的亲属株连，是族诛，一般是夷三族。秦统一后最牛的宰相李斯，就被赵高夷了三族。但是，株连之罪，是李斯亲手制订的，他赖谁呢？
后来，入主中原的鲜卑人魏太武帝，将夷三族扩展为夷五族；到了有一半胡人血统的隋炀帝，则发展成夷九族。至于到底是哪九族，至今还有争议。但株连扩大化，是肯定的了。
株连对封建统治者而言，是个很好用的司法或者说治理手段。在一个宗法制的国家，人们即使不在意自己的死活，可一旦有事会株连到父母兄弟，甚至祖父母，多少还是会有所顾忌的，震慑作用明显。所以，但凡有冒险的事儿，单就是自己的家人，也都会出来拦着。
尽管如此，铤而走险之人，还是层出不穷。每当治理溃烂、民不聊生、生不如死的时候，很多人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因此，株连多针对“谋反大逆”的重罪。正常的年景，类似婚户田土的一般罪过，是不搞株连的，从地方官到中央司法机关，不会头脑昏到“但凡一人入狱，一律全家遭殃”，让人家连个送牢饭的人都没有。
既然株连之罪，都是重罪，且都关联政治斗争，那么官场中人显然比较容易陷入其中，故每逢高官获罪，大家都会躲着走。东汉末年董卓被杀，没人敢去收尸，蔡邕感他的知遇之恩去哭祭，结果被王允知道，也连带掉了脑袋，属于典型的株连治罪。直到清末，摄政王载沣一上台，就硬说袁世凯有足疾，把他开回了老家。临行时，当年跟袁世凯交情好的一众官僚，都躲得老远，只有严修和杨度两人前去送行。袁世凯还担心他俩被牵连，他们说，不怕！之所以不怕，系斯时清王朝刑律中的株连之罪，已因不符现代司法制度，给明令废除了。袁世凯的老朋友不敢来送，主要是因为怕得罪摄政王，有碍自己的仕途罢了。
可见，株连这个东西，不见得仅仅是因为刑律的存在，古代官场上那无所不在的政治或者官场文化，才是真正可怕的。当然，如果一个人真的什么也不怕，也就无所谓了。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诛十族的株连治罪，是因为朱棣造反，夺了侄子的江山，非要大儒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抵死不从，说，你还能诛我十族？朱棣这个暴君，就真的诛了他十族，凑不出十族，索性把他的学生也杀了。但是，就算是诛十族，也没有吓住方孝孺，反而给朱棣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所以，即使在古代，人们也知道，株连之罪，是不合人道的，做皇帝的这样干，逃不脱后世的指责。
其实，明清之际，虽然还有株连，但一般也只限于直系亲属，且大抵只牵连到自己的儿女。被杀之人，其子女也就是落个发配，降一等，不会一起砍头。这一点，研究中国古代刑律的外国学者也注意到了，他们发现，中国古代的刑罚，是逐代减轻的，事实上，大抵比同为中世纪的欧洲要轻。
当西方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之后，这个情形就倒了过来。治外法权始终不能取消，西方人的借口，就是中国的刑罚野蛮，不人道。所以，清末新政，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消除这些不合乎现代法律的刑律。株连之罪，便是其中之一。经过当年著名法律学家沈家本等人的努力，到了新政后期，这个罪名，正式取消了。
按照现代法律精神，株连根本是毫无道理的，任何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儿而担责。刑罚株连亲属，这跟现代文明、依法治国，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