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新老11队知青就业纪事”，历时八年，收集了千余人与农场有关的就业轨迹，洋洋三万余字的资料，又一次发到我的手机上。带着感佩和崇敬，我又一次拜读了这份不可多得的资料。浮想联翩之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搅动了遥远回忆的大潮。其中，一位叫左元俊的农友故事，至今难忘……
1975年3月，崇明农场新到一批七四届毕业生，来自闸北区的左元俊与我分在同一个大田班里。中等个子的他，戴一副枣红色镜框的眼镜，颇有书生气。他喜欢看书学习，大田劳动之余，我们经常“书气相投”。
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上海自学日语之风大盛。为此，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于1973年3月开设频率、时段，播放日语教学节目。有不少勤奋好学的知青紧紧抓住这个“电波课堂”的良机，有半导体收音机的，一到时间便打开收听，哪怕晚饭吃到一半，也边吃边学；没有收音机的，千方百计凑钱设法从市区买来。于是，一到夜晚7点，连队宿舍区的各个角落，便会同时响起一片蔚为壮观的“咯叽啦哇”学日语的声音。
起初，我和左元俊一起捧着收音机学，感到很新鲜好奇。跟着课本从日语的基础50音学起，并开始完成电台布置的书写作业。两个月后，我们除学会了基本问候语之外，也知道了诸如图书馆、公园、火柴、香烟、公共汽车、拖拉机等词汇的日语说法，感觉在发音上，上海人学日语似乎不太难。
然而，艰苦的农场环境，首要对付的是繁重的大田农活，尤其在筋疲力尽的农忙季节，还能打开收音机坚持学日语的人愈发见少。渐渐地，宿舍区的夜空再也听不到连片的“咯叽啦哇”声响了。而左元俊却还在坚持。我学了三个月，从实用主义角度掂量：即使学会日语，在未来几年的农场生活里也派不了用场。于是，迅即调头，将宝贵的业余时间倾注在练习写作和阅读上，并开始向报刊投稿。当然，失去搭子的左元俊最后也没坚持下去，开始和我一起讨论写作投稿的事。1981年底，我调去农场小学当老师，次年，左元俊顶替父亲，去了上海一个运输场工作。我们就此暂别，各自奔波在新的生活和事业的路上。
一别30多年，我在“博客”里重逢左元俊，他依然珍惜当年和我在一起学习写作的岁月，遗憾自己没能在写作路上熬下去……
有一次，我邀请“博客”老农友聚会于我的小餐馆，特意也请了左元俊。轮到他发言时，又自然忆起和我一道“咯叽啦哇”学日语、学写作的往事，说到动情处，他竟突然哽咽，说不出话来……
在那份“纪事”资料上，我不忍看到左元俊已被列入亡者名单，他病逝的日期是2022年12月28日。愿此文作为纪念他离世一周年的祭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