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于1921年投身革命，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他随兄毛泽东在湖南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9月，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2月，他奉命来沪，化名杨杰，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负责上海书店，开始了一段红色传奇经历。
毅然挑起重担
中共三大后，为了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任务，中共中央决定继《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之后，再出版《前锋》月刊，并在上海建立一个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于是，在浙江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徐白民（中共党员）被选调到申城，主持宣传工作的瞿秋白给他布置了具体任务。徐白民的《上海书店回忆录——1923年》提及：“大约经过一个多月，在小北门找到了一座店房，一楼一底，还有一间过街楼，倒也适用，交通也算便利。店址确定后，就办租赁手续，一切顺利解决，于是中央取了一个店名，叫做‘上海书店’。”
1923年11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登出《上海书店广告》：“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上尽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开设这个小小的书铺子。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设法搜求全国出版界关于这个运动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献于读者之前，这是我们所愿负而能负的责任。现定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起先行交易，待筹备完竣后再择日正式开幕。地址是上海小北门外民国路振业里口第十一号。”上海书店所在的民国路振业里口11号（后为人民路1025号，原建筑已不存），位于申城华界、法租界相交地段，方便开展党的活动。店址系沿马路的老式房屋，门口挂着一块蓝底白字招牌，店堂两侧放置木框玻璃书橱。该店的印刷、发行事宜，由徐白民负责；编辑方面工作，则由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分别负责。那时，由沪迁至广州的新青年社结束业务，十余种存书和各省代售处的一些账款均移交给该店。郑超麟（早期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口述的《记上海书店》提及：“徐白民在开办书店方面很内行，我们接触的机会较多。宣传部编好的书稿交给他，由他安排到印刷厂去排印，并担任校对”“上海书店除了徐白民以外，好像还有两三个店员，都是同志。年纪较轻，也许只有二十岁上下”。
毛泽民初次抵达黄浦江畔，对于出版发行工作还是比较陌生的。然而，他凭着无所畏惧的顽强精神，勤于探索，勇于开拓，使上海书店更出色地担负起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
毛泽民来沪前数月，党组织在上海建立国华印刷所，也挂崇文堂印务局招牌。1925年9月，因交通员在送文件校样去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途中遇巡捕搜身，慌忙之中不得不丢弃，这使国华印刷所有暴露的危险。党组织决定将它停业，由毛齐华负责拆卸印刷设备，转移至别处。《毛齐华回忆录》提及：“在9月底或10月初，我接到党组织的通知”“离开了中华书局印刷总厂，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的印刷厂在青云路青云桥南，靠近横浜河，设在广益里内东边的一幢半房子里”“厂名定为‘和记印刷厂’”“青云桥印刷厂建立以后，也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中共中央就决定要再办一个印刷厂。组织上又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最后选定泥城桥新闸路57号鸿祥里14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添置了机器，购买了印刷材料和其他用品，挂出‘中兴印刷所’的牌子”“1926年夏，由于青云桥那个厂已经暴露，不得不转移厂址，上级决定在新闸路638弄新康里（现名斯文里）22号，租了两幢房子”“挂‘文明印务局’的牌子”“中兴和文明两厂的负责人是倪忧天。我是具体经办人”“不久，召开了有两厂各部负责人参加的民主生活会”“中共中央出版局的负责人郑超麟、王若飞、毛泽民、彭礼和到厂出席”。对于中兴印刷所、文明印务局，毛泽民曾给予颇多关心，尽力帮助解决困难。
1926年夏，党组织把上海杨浦怡和纱厂工会骨干、中共党员钱希均派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做毛泽民的助手。那时，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机关设于上海新闸路培德里的石库门房屋，毛泽民在此见到这位年轻女工，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这个发行机关是党的宣传部门的咽喉。你除了做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工作，到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的住地传递秘密文件。要记住，安全、保密是一条重要纪律。你要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外界来往，要保证党中央和我们这个机关的绝对安全。”两人志同道合，最终成为革命伉俪。
努力进行开拓
当年，毛泽民有时穿长衫马褂，有时则西装革履，常以印刷公司“杨老板”的身份为掩护，忙于筹措出版印刷急需物资。
上海书店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发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如《向导》周刊、《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等，以及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等。此外，该店曾重印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并陆续出版一些新书，其中有瞿秋白等的《社会科学讲义》《社会科学概论》《国外游记汇刊》《新社会观》，恽代英等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平民千字课》，施存统的《世界劳工运动史》，李求实编的《革命歌声》，沈泽民译的《恋爱与道德》，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蒋光赤的诗集《新梦》等；还陆续推出《将来之妇女》《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青年工人问题》《显微镜下的醒狮派》等6种“中国青年丛书”，《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问题》《反戴季陶的国民观》《论北伐》等4种“向导丛书”，合计超过30种。该店不少出版物均由党内同志编写，装帧讲究，销量较大，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屡次重印。
为了方便读者，毛泽民四处奔波，不仅在沪西、沪东、沪北开辟分销处，还把发行网络延伸到长沙、湘潭、广州、潮州、太原、南昌、安庆、青岛、重庆、宁波等城市，又在香港、巴黎设代售处。这样一来，书籍尚未开印即能收到一笔预付款，得以用这些钱缓解周转资金紧缺。
上海书店的影响不断扩大，反动军阀当局感到不安。1926年2月，淞沪警察厅将该店查封。《中国青年》周刊对此予以抨击：“直系军阀孙传芳以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加之本刊，因而封闭受本刊委托代收发行兼编辑通信的上海书店。军阀以武力摧残我们，适足反映出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展。然而革命的势力是摧残不了的：从此本刊将益自策励，领导青年作革命的斗争，我们被军阀的摧残，或者增加了读者对我们的信心。我们希望读者与我们的努力，能战胜一切压迫与黑暗。”毛泽民很快在上海宝山路、宝昌路口找到新店址（原建筑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以宝山书店名义继续发行革命书刊。同年秋，他将上海书店存书全部运往汉口，于 12月建立长江书店（由苏新甫负责具体业务），该店所登广告中明确表示“继续上海书店营业”。
沉着智斗密探
1927年2月，毛泽民又建立上海长江书店（位于原宝山书店）。从3月31日开始，上海《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等多次登载《上海长江书店启事》：“本店现受《向导》社、《新青年》社、《中国青年》社委托为上海总发行所，经售一切关于革命书报。现设总店于本阜（埠）闸北宝山路宝昌路口，分店则设于本阜（埠）南市西门中华路（即共和新影戏院隔壁）。”随着革命形势发展，毛泽民积极拓展出版发行工作，使党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销量猛增，如《向导》周刊发行量就达８万份，《共产主义ABC》半年内便在全国销售３万余册。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民接受党组织委派，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回到湖南准备秋收暴动。同年11月，他重返白色恐怖下的申城，仍从事党的出版发行工作。
1928年初，毛泽民在上海爱而近路春晖里（后为安庆路409弄，原建筑已不存）建立党组织最大的一个印刷机构——协盛印刷所，专门印刷党的文件，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并以多种伪装封面来迷惑敌人，以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安全送达党内同志手中。
毛泽民清楚地意识到，欲顺利完成繁重的印刷任务，除了需要印刷设备，还得物色一些具有政治觉悟、严守组织纪律的印刷工作骨干。为此，他从家乡韶山找来几位革命青年充实力量，其中有毛特夫、毛远耀等。
1928年12月，因密探怀疑协盛印刷所“印赤色刊物”，毛泽民突然被抓走，但他泰然自若，不露破绽，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为赚钱而搞印刷。密探见弄不出什么名堂，就企图敲竹杠，索要大笔“罚金”。他随机应变，假装讨价还价，并表示可去设法筹款。密探觉得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就将他暂时释放。按照党组织“必须转移”的指示，他在上海《新闻报》登载出售印刷设备的启事，又在门口张贴拍卖布告，以麻痹密探；与此同时，暗中加紧拆卸印刷设备，隐藏于别处。隔了几天，密探前来取款，不仅找不到“杨老板”，连机器设备也无影踪，方知上当了。
再次来到申城
1929年初，毛泽民与毛特夫、毛远耀等带着印刷设备搭乘一艘货船，悄然赴天津。此前，毛泽民已与留沪同志商量过，在上海康脑脱路762号另建华兴书局（曾使用春阳书店、启阳书店、浦江书店等名称），它曾印刷、发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主义之解剖》《世界职工运动概况》等一批书籍，还曾出版《共产国际》月刊和《瀛寰》半月刊。
不久，毛泽民在天津英租界广东道福安里4号（今唐山道47号）一座青砖楼房建立印刷厂，将印刷设备迅速安装好，并挂出华新印刷公司招牌。为了配合印刷厂的工作，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最繁华的劝业场附近设立北方书店，作为党内出版物秘密转运站。毛远耀曾回忆：那个印刷厂有21人，都是党团员，多数是毛泽民从上海带去的。
1931初，毛泽民再次来到申城，与瞿云白（瞿秋白之弟）、钱之光一起在沪筹建党的秘密印刷厂。钱之光的《油墨飘香——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印刷厂》提及：“这个厂在齐物浦路周家嘴路元兴里146号至147号。印刷厂有两楼两底的两幢房子，紧紧挨在一起，对外是两家，即一边是印刷厂，一边开了一个绸布庄。瞿云白负责印刷厂内部的工作。我负责印刷厂对外的工作，同时还管理绸布庄的事情。我那时化名徐之先，由毛泽民同志领导。”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秘密印刷厂转移到上海梅白克路（今新昌路）99号：一楼开烟杂店常由“老板”钱之光观察外面动静；二楼作为宿舍；三楼用于排字、印刷和装订。
此时，毛泽民奉命转移至香港，再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兼国家银行行长、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等职，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作。
今年，适逢上海书店建立100周年。回眸这个昔日曾负有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的红色出版机构，它有以下特点：第一，堪称初现“集团”规模，已实现编、印、发“一条龙”，既编辑琳琅满目的书籍，也出版多种有影响的期刊，还设立发行机构和印刷所，并有实力代销其他知名书店质量比较好的读物；第二，出版品种丰富，除了革命书刊、学术专著，还有文艺作品、通俗读物，党内同志和普通群众皆可从中选择所需的内容；第三，经营管理方面有独到之处，不仅发行渠道遍及全国20余个城市，还在海外有销售点，既出色地完成政治任务，也为党组织筹集过工作经费。因而，论及早期在沪党的出版机构，上海书店的机构规模、出版成果、发行业绩均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