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吴克坚携全家随同董必武一行乘飞机到了南京，来到了白色恐怖下的蒋管区——著名的“石头城”。南京石头城的称谓要追溯到战国，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也在石头山金陵邑原地址筑城。蒋介石盘踞南京后，敌特宪兵活动猖獗，更给石头城罩上一层阴影。吴克坚及其战友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梅园新村设立了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
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事宜，并领导国统区共产党的工作。
早在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之前，周恩来就对情报工作做出了缜密的部署。1946年3月，周恩来指派刘少文和他领导的一批情报干部先期抵达南京、上海，利用原来的社会关系恢复和建立新的情报系统与秘密电台，为中共代表团顺利迁移做好准备。随后，周恩来又派机要人员携带电台潜入南京，与中共中央建立了通讯联络。
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后，为了加强对国统区各方面情况的调查研究，重点掌握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和后勤供应等确切情报，周恩来立即着手在中共代表团内建立了资料组（即情报组），由情报干部吴克坚担任情报组负责人。1946年6月初，面对国民党肆意破坏协议，不断扩大内战的局势，周恩来预见到国共谈判将破裂，全面内战难以避免，便把吴克坚调往上海，由他在上海独立建立一个情报系统，同时任命徐光霄接替吴克坚担任资料组负责人。1946年11月徐光霄随周恩来先行返回延安后，童小鹏承担起资料组负责工作，直到1947年3月7日中共代表团全部返回延安。
1946年8月，为了把公开工作和绝密工作分开，中共中央南京局经请示党中央批准，把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刘少文二人从中共上海工委分出，自成系统。如此一来，中共中央南京局下面就有了三个相互平行的情报系统，即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和刘少文情报系统。上述三个情报系统专职负责情报工作的干部有数十人，最多时发展到了上千人。其情报活动范围除覆盖南京、上海、杭州等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外，一直延伸至汉口、长沙、福州、昆明、香港等地。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这支隐蔽而庞大的情报队伍发挥了关键作用。
靠的是中共深入人心的政治主张
中共南京局的情报工作，靠的是中共深入人心的政治主张，靠的是在国统区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因此，其情报有相当数量来自上层民主人士，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人员以及新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朋友。他们将获得的情报及时报告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有关人员，有的还把国民党的机密文件、资料直接送进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
《和平日报》的记者谢蔚民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人士，他于1946年8月报送了国民党正空运大批毒瓦斯至苏北徐州，企图用在战场上屠杀解放区军民的情报。接获情报后，周恩来于8月23日专程致函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转蒋介石以示抗议。10月12日，谢蔚民又报送了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鲁克斯代表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秘密授勋的情报。当晚，中共中央南京局便将这一丑行公之于众。一些外国记者随即发出电报说：“在决定中国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关头，蒋军占领张家口的时候，鲁克斯代表杜鲁门把勋章嵌在策动中国内战的将军们胸上。”这一电报让广大民众进一步看清了美蒋相互勾结的丑恶嘴脸，使蒋介石和马歇尔狼狈不堪。
中共南方局还积极做渗透工作，策反国民党内部人员为中共搜集情报。例如与王炳南有秘密联系的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谭惕吾、白崇禧的秘书刘仲容等，他们常来梅园新村传递一些秘密情报。
更为关键的情报来源
中共南京局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情报来源，那就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上层要害部门，如国防部、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勤总部等机关内部的中共情报人员。有的情报人员是国民党核心部门的机要人员或高级官员，如吴克坚情报系统的中共秘密党员沈安娜，她从1938年起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的速记员，参加了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体会议，记录了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及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构的反共报告。又如大革命时期被周恩来批准的中共“特别党员”、蒋介石亲自授予佩剑的张克侠。1946年夏天，周恩来在南京秘密约见了时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的张克侠，指示他向国民党高级将领说明政策，争取策动大部队起义。根据董必武的意见，会面后张克侠又撰写了一份关于徐州布防情况的详细材料交给周恩来。沈安娜、张克侠等是潜伏敌营的情报人员，往往能够接触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核心秘密，因而他们送的情报对于中共中央南方局乃至党中央而言意义重大。
张克侠、沈安娜是真正的“潜伏者”，而沈安娜的丈夫、吴克坚情报系统的华明之同样是隐蔽战线的传奇英雄。沈安娜隐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任速记员，华明之则是打入军统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讯总队的职员。这对中共领导下的秘密情报员伉俪，插入国民党心脏机构达十多年之久，妻子沈安娜负责在一线获取情报，丈夫华明之则出谋划策负责摘编、缩写、藏匿，无论是蒋介石亲自主持过的会议，还是国民党各个部门的秘密会议，无一不是他们获取情报的来源。华明之夫妇多次谈到他们最喜欢莲那种“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德。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吴克坚曾告诉华明之：“恩来同志在武汉时就已交代，夫妻互相掩护配合，才能做好地下秘密工作，红花也得绿叶扶呀！”明之默默点头，他一直甘做“绿叶”，与花相伴，支持安娜工作。华明之说：“安娜自己是红花，我是绿叶。”沈安娜则说：“田田荷叶也是最美丽，最伟大的。绿叶之美，美在它无怨无悔，兢兢业业的奉献。”在隐蔽战线的这对英雄夫妇珠联璧合，相互掩护，并肩作战。
华明之在回忆他在南京的情报工作时说：“在南京，除了配合沈安娜的工作外，党组织还让我联系王黎夫、葛亦远、汪志道三位打入敌营的战友。”
华明之与王黎夫取得联系时，王黎夫担任国民党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简称联勤总部）上校专员兼办公室主任。王黎夫从自己接触到的文件材料和参加的各种会议，直至国防部的国防会议，以及各种活动中，能搜集很多重要情报（他曾在淮海战役前两次参加徐州一带的视察，了解国民党部队的部署和坦克等重武器的配备）。联勤总部负责国民党全国各兵种、各部队（包括地方部队）除枪支弹药以外的所有被服、辎重等军需用品的计划、供应、调拨、储运等工作。从王黎夫提供的情报中，可以得知国民党部队军需调运的方向和数量，从而分析敌军在战争中的态势。
王黎夫后来回忆说：“在蒋管区机关做情报工作，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所处的工作岗位一定要有权，有了权以后许多情报自然会到你手上来。我在上海解放前一直在军事机关，大部分时间在国防部。站定岗位以后，遵照党的指示，不讲话，多做事，守纪律，有责任，因此很多重要的事都会堆到你身上来。那时候我每天看公文有700多份，大凡军队调动、番号、武器弹药多少，差不多都知道。同时利用职权有许多材料叫书记抄，甚至于打电话向附属单位各部门要材料，一齐供给党。在七八年中固守岗位，始终是上校，不出风头，埋头做事。因为位置提高，一定要随人事变迁。同时位置高了，要和特务来往，我工作的单位就是特务大本营，差不多每一司要派一个或两个军统的人，我这一部门的特务就是归我指挥。在日本投降以后，跟着何应钦由南京到上海视察，从他的谈话中得到不少情报。”
葛志远，1940从桂林来到重庆，打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搞谍报工作。是戴笠军统特务机关高干班四期毕业生。通过军统局局本部和谍报机关、内政部警察总署、重庆和南京等地的稽查处，收集敌人针对我党和爱国人士的特务活动情况，也收集一些军事情报和敌特活动动态。1946年9月，葛志远到南京，董必武找他谈话布置工作后不久，组织要求华明之与葛志远联系。葛志远这时住在伪总统府一个局长家里，华明之去秘密接头时，小心谨慎，后来葛夫妇在南京有了单独住处，情况才有所改变。
华明之和葛志远联系期间，葛曾收集到交通警察部18个交警总队的人员编制、武器配备、布防情况；戴笠死后军统特务机关的改组、人员变动、任务和安排的情报；全国警察部署的内幕和动态，包括署长唐纵的活动等情报；余程万等部队的兵力布署图；谍报机关布置潜伏间谍的打算和潜伏组的计划；敌特侦察我党领导干部和爱国人士的名单，等等。这些情报，葛志远都及时交给华明之并由华转给党组织。
汪志道，是华明之在葛志远家中认识的，后被发展为中共秘密工作人员，由华明之与他单线联系。当时汪志道任国民党江苏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常（州）镇（江）区购运处主任，后任秘书、主任秘书。他搜集的情报主要是从江苏军粮供应中推测国民党各地驻军数量和地方部队供应数字，地方部队（即省保安团）的驻地、兵种和装备情况。此外，在沪宁解放前夕，为了迎接大军渡江，使军粮供应无缺，曾将苏南各县的存粮地点和数字，列表交送到上海党组织。
华藻是华明之弟弟，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在大同大学搞学生运动，被国民党谍报机关列为黑名单，经组织安排离开上海，进入苏北我党控制区。此后，华藻担任苏北和上海的交通员，负责护送我党的同志和革命青年去苏北根据地。后来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由华明之和华藻联系，并让华藻担任华明之与党组织之间的机要交通，传递组织意见，传递情报。华藻为人机警灵活，有做秘密交通的经验。在充满风险的交通线上，他多次避过了敌特的盘查追问，在途中的车站、码头、警宪特务检查处，沉着冷静、应对自如。在多年的交通工作中，没有出过差错，为党组织立下了奇功。
不能有任何环节的误差
周恩来、董必武对南京的情报人员要求非常严格。要求在石头城进行秘密工作的人员不能有丝毫差错。周恩来曾对资料组的人员说：“任何环节的点滴误差，都会造成重大损失。”董必武要求情报人员要严格遵守“守口如瓶，不遗留片纸只字”的规定。负责铅印工作的李重德组织纪律性非常强，他平时在工作中很少开口，为了坚守岗位，把所有的个人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甚至几个月不外出，必需的生活用品一律委托他人代为购买。
1946年冬，蒋介石将第46军调到山东“围剿”华东解放军，军长是其信任的韩练成。此时，韩练成已确定了与中共的同志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路过南京时，韩练成原想秘密会见周恩来，请示如何配合解放战争开展工作。周恩来考虑到南京谍报人员活动频繁、国民党特工如麻，如被敌特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就秘密派人告诉韩练成到上海密会董必武，听取他的指示。
韩练成到上海后，为避开谍报人员、特工耳目，和化装后的董必武一起乘车到了白崇禧的府邸——白公馆。白公馆门卫森严，但韩练成是蒋介石的亲信、白崇禧的爱将，警卫不但不加阻拦，反而恭敬地持枪敬礼，车子直接开到院内门口。这时白崇禧在前线指挥打内战，只有夫人马佩璋在家，她热情地接待了韩练成和他的客人。韩练成对白夫人说他们有要事相商，请夫人不要让外人进入。白夫人以为都是他们自己的人，就在楼下“放哨”，不许任何人进入。就这样，“隐形将军”韩练成与中共隐蔽战线的领导人董必武在白公馆二楼，成功地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密晤”……
正是这次密晤，促成了莱芜战役我华东野战军的大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