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系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理论词语，历来被认为是孔子“诗教”思想的重要体现。由于孔子当年惜墨如金，没有详加论述，致使后人为之争讼不休。
这个词是孔子借用《诗经·鲁颂》中的一句赞美语。《论语》有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可谓不简约，却蕴藏着丰富的内涵。有人认为“思无邪”即真善论，所谓“真”即真诚、信实、纯正是也，与巧诈、虚假、妄作等相对立。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认为“修辞立其诚”，诗应有“兴、观、群、怨”的功用，应如实反映社会生活和抒发作者真实的内在情感。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须为情造文，直抒己见，纯任自然。所谓“善”又和“真”不可分割。善心善行本就一体，若光讲善行，则未必是真善，比如有的善行是出于形象包装或以个人私利为目的，即非真善。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还是一个“仁”字，即指向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所谓“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温柔敦厚，诗教也”。
当然也有人反对将孔子的“思无邪”局限于诗义和文学层面，确实，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音乐和舞蹈是一体多面的共生态。《墨子·公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乃“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尧典》）。
对于“思无邪”的解读，文学和音乐又可称两个主要的方面。《论语·卫灵公》中提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乃颜渊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所引出的话题，孔子历数夏代的历法，乘殷代的车子，戴周代的礼帽，奏《韶》乐等，但禁绝郑国的乐曲，疏远能言善辩的人，也出现在论述之中。因为孔子认为郑国的乐曲浮靡不正，侫人太危险，所排斥者是那些不能以乐成人却对人心有所腐蚀的音乐。据文献记载，郑声“淫”是指过度渲染而不合中和之美；二是指郑声有引人入邪之意，故《乐记》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其实孔子素来对不同风格的音乐创作均采取并容的态度，比如风格迥异的《韶》《武》等，都曾得到他的褒奖。孔子之所以反对郑声，乃因“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所谓“靡靡之乐”“涤滥之音”。
那么，孔子为何把音乐看得这么重要？这和春秋末期出现的严重社会危机，即所谓“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背景有关。孔子向来存有复“周礼”的愿望，因为他认为这是最完美的制度，说“周兼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好的社会必“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诗、礼、乐并立，足见“思无邪”并不仅限于诗观，至少还应包括音乐的教化作用。
当然，孔子“思无邪”所体现的美学观既强调诗教、雅乐等方面的社会功用，也照顾到创作者在“合乎礼”的情况下所体现的创作个性。
孔子重视“兴”，重视如何从《诗》引发对于“礼”的联想，即所谓“赋诗而言志”。他教诲弟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人而不文，行而不远”，但作为一名“为人生”的文学论者，他的着眼点并非诗的本身，而是把“余取所求焉”看得更为重要。故“思无邪”中的“思”，并不局限于作品的“思”，而是指称读者通过作品所得到的启示和启发。
“思无邪”不仅是对“诗三百篇”的评价，而且是更突出其社会功能，即合乎仁、止于礼。所谓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通过雅正、优美的诗歌感化人心，使人们自觉地接受仁道，且付诸实行，应为“思无邪”的内在精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