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先施百货、永安百货先后在上海南京路迅速崛起，很快便执上海百货业牛耳。数年后，紧挨先施百货公司，又一幢大楼开工，它就是新新百货公司。
内部争执诞生了新新公司
要不是先施公司内部发生了争执，也许就没有了后来诞生的新新公司。
上海先施百货公司在先施百货总公司中只能算是分行，它的总公司在香港。自从上海先施公司开业后，创收效益一直高于香港，然而在分配上，却按照总公司的会计制度实行综合计算。在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层面上，创收效益高的上海先施与创收效益低的香港先施，分配收益相同，引起了出任上海先施公司“监督”黄焕南、总经理刘锡基等人的不满，他们离开了先施公司。
脱离公司容易，但要自立门户，绝非易事，首先要有雄厚的资金。他们看中了紧挨先施公司，地跨南京路、广西北路和贵州路的那块地皮，这里属于上海滩地皮大王哈同的产业。自从先施、永安相继在南京路开业，这里日趋繁荣，哈同卖的地皮价格更是水涨船高，开价就是每年租金8万两银子，一口价，半两银子也不让，而且期满后房屋他还要收回。面对天价，黄焕南、刘锡基显得很无奈。
离开先施公司后，刘锡基与一些高级职员只集资到50万元，想开一家像先施、永安那样规模的大型百货公司，显然是天方夜谭了。但这件事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得知，他愿意支持刘锡基开办大型百货公司，岂料简照南不久病故，此事不了了之。
正当黄焕南、刘锡基踌躇不前时，哪知喜讯突然降临。黄焕南的亲戚、在澳大利亚打拼多年并颇有积蓄的李敏周，来到上海观光考察商情。黄焕南将李敏周介绍给刘锡基相识。交谈中，李敏周获悉他们想在南京路创办一家如先施、永安那样规模的百货公司，这正合了专程来上海考察商情的李敏周心愿。他们相见恨晚，一拍即合，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
于是他们开始分头行动，黄焕南、刘锡基在沪集资，李敏周回澳大利亚筹集资本。
李敏周原是广东香山石歧人，18岁时，得乡亲梁坤和资助，远涉重洋，到澳大利亚梁坤和的农场里当小工，一天挑水六七十担，辛苦异常。后来他转向昆士兰省发展，在市区购了一间商店，根据过去在农场时采办伙食的经验，决定与夫人一起经营伙食业务。他开始亲自走访各村各镇的华侨农场进行推广，终于取得了各华侨农场采办伙食的代理权。李敏周苦心经营，加上服务周到，各地华侨争相委托，业务办得有声有色，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经营业务也由采办伙食扩充至批发和进出口业务，还经营存款汇兑，甚至做起了地产生意。几年时间里，就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资金。
预计创办公司资金最低300万元，当时有意入股的“省港财团”和旅居上海的“澳商财团”，他们的投资额加起来也仅达预定数的一半。李敏周估计自己和亲友的力量，加上他亲自去澳大利亚向华侨招股，资金不是问题。
在黄焕南、刘锡基、李敏周三人共同努力下，很快招足320万元股额。他们果断拿下先施公司西邻至贵州路的一块5.33亩属哈同洋行的地皮。
1923年，位于先施公司旁边（今南京东路720号），这幢由匈牙利建筑师鸿达设计、香港联益营造厂承建的百货公司大楼正式破土动工。
要赢得顾客必须大胆超越
经过三年建造，1926年1月，南京路又亮出了一幢折中主义风格的欧式建筑。这幢建筑面积达22032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大楼，整体风格不同于先施、永安，简化了繁复的线条和装饰，趋于简洁明朗。像先施在顶部建“摩星塔”、永安建“倚云阁”一样，它也在面临南京路中部顶层，建了高高的方形空心塔，而在西南角、东南角又各设了一座角亭。
对于新建的大楼，黄焕南、刘锡基和李敏周都是十分满意的，他们特地从古书《大学》里选取“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句，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为新公司取了一个完全国粹化的名字“新新公司”，寓意日新，日日新。
1926年1月23日，披红挂彩的新新百货公司在锣鼓和鞭炮声中开张了。
此时，南京路已经有了先施、永安这样著名的百货公司，新开张的新新公司如何才能一炮打响，在逐渐繁荣的南京路上站住脚？这是刘锡基、李敏周和黄焕南他们最为操心、最为关注的问题。
刘锡基在行业中被公认为百货公司的专家，经验丰富。入职先施公司时，他由中级职员晋升到领导岗位，担任先施公司总经理。如今他登上了新新公司总经理宝座，深知要赢得顾客，必须大胆超越先施、永安。
当时先施也好，永安也好，他们的经营宗旨是经销环球百货。新开张的新新公司反其道而行之，将公司的经营宗旨定位在推销国货精品上，响亮地打出倡用国货的旗号，大胆地亮出万货大商场的牌子，以区别于先施、永安百货公司。
先施、永安为了寻求保护，都注册于英国，而新新，成为第一家在中国注册的大型百货公司。
作为南京路“四大公司”中第三家开设的公司，与其他三家公司（先施、永安，还有后来开设的大新）明显不同，新新公司创立于上海，事业拓展也始终在上海。
然而新新公司并不盲目排斥先施、永安成功的经验，而是综合了这两大百货公司的经营特点，集百货、餐饮、游乐业于一体。新新公司在布局上，同样汲取了先施、永安的长处，无论外形设计还是内部布局都更美观、合理。
公司底层为实用百货和烟酒、南货商场；二楼为绸缎、时装、鞋帽商场；三楼为钟表、照相机商场；四楼为公司办公楼；五楼是水火保险部、仓库；六楼为新新游乐场，附设新都、新声、新新、绿宝等多家大小剧场、戏院、大型舞厅和音乐厅（音乐厅可容纳千人）；七楼最高处为新都饭店，供应粤菜。还设有新新茶室，专卖西点及饮料等，顾客逛累了，可坐在茶室里，眺望斜对面的永安公司的“倚云阁”塔楼和南京路街景。新新公司大楼的后部，一直延伸到天津路，开设了新新旅馆、新新美发厅等。
同时，新新公司在上海首创了夏季冷气开放的先例，成为上海第一家装有空调的百货商店。炎炎的夏天，顾客喜欢选择到新新公司，不仅可以怡然购物，而且可以避免酷暑之累。所以每到夏天，新新公司顶楼的新都饭店，总是客源不断，因为有冷气开放，顾客选择在这个有闲者的“清凉世界”里设宴、跳舞、纳凉、饮茶。这种吃喝玩乐一条龙的服务设施，让顾客流连忘返。
新新正是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吸引了无数顾客光顾，生意逐渐兴隆起来，终于在南京路站稳脚跟，与先施、永安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竞争中新招迭出
过去，同业竞争是一种普遍的规律。新新公司自然也跳不出这一窠臼。新新公司的开张，本身即充满着激烈竞争的因素，它的创办人原系先施公司老板之一，这就使先施与新新不可能不发生竞争。对永安来说，新新就在它斜对面，而且规模又这样大，业务上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特别是新新公司开业，不仅从先施公司带走了大批职工，而且从永安公司也挖走了不少人员。永安的创办人郭乐、郭泉兄弟始终认为：“公司生意以人才为第一要义。”面对同行新新的竞争，永安不得不想办法“安定人心”，他们对不少业务有经验的职工，除每年给他们增加较多工资外，还让给他们公司股票，给他们享受“受职股东”待遇。
新新公司开业后，同行相互竞争的气氛更浓厚了。在经营业务上，永安更是经常联合先施，一起对付新新。例如有一次大减价，新新定制了鸳鸯牌雪花膏，预备作为赠品吸引顾客来消费。不料消息被永安得悉后，马上通报给先施，两家联合起来威胁资金规模有限、先天不足的新新“将以更高贵的商品作为赠品，看谁本钱大，看谁能获得胜利”，迫使新新只得放弃原有打算，把鸳鸯牌雪花膏作为商品出售。
但正如公司的名字“新新”那样，当家人刘锡基、李敏周不甘人后，坚持创新、善于创新。比如在面临南京路中部顶层设一座高高的方形空心塔楼，就有意识地在高度及霓虹灯的设置上，与“先施”“永安”争奇斗艳，争夺顾客眼球，让顾客更多关注新新，光顾新新。
他们在经营上动足了脑筋，率先在上海发明“猜豆得奖”“当场摸奖”和“房屋奖券”等独特的营销经营方式，以此招徕顾客。
更为令人叫绝的是，新新公司在它的六楼自行设计、装备了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私营广播电台。电台四周都是玻璃墙，又称“玻璃电台”，自1927年3月18日首次广播后，每天播出，为公司经营的各种商品大做广告。戏剧节目主要是转播新新屋顶花园游艺场演出的京剧、粤剧、滑稽戏等。电台还常请上海闻人王晓籁、袁履登等致辞。其间还经常有名票、名角至此演出。这一奇招，先施、永安根本想不到，而新新公司凭借这一招，在喜欢新奇的上海人中一传十、十传百，纷纷相邀前往，顷刻之间人气指数直线上升。来这里的顾客可以一边购物，一边收听电台播音和观看演出的实况。玻璃电台同时举办面向儿童和妇女的各种活动，让观众亲眼目睹了播音和演出的实况。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新新公司在同业竞争中不仅没有落败，而且生意越发兴隆，公司知名度越发提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天有不测风云
正当刘锡基、李敏周竭尽全力，带领新新公司员工在南京路站稳了脚跟，并且同先施、永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时，第一任新新总经理刘锡基不料积劳成疾，不久病逝。
接着由李敏周接任新新公司的第二任总经理。谁知不幸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公司警卫组的副头目周某，因多次醉酒误事，被记大过三次。但恶习始终不改，旧病复发，按公司章程，立即予以辞退。1935年2月1日晚，周某借酒行凶，冲进总经理办公室，还未等正在看报纸的李敏周反应过来，他拔出左轮手枪，朝着李敏周“呯——呯——呯”连开三枪。三枪都打中李敏周要害，在救护车送医院时，已告不治。李敏周不幸被枪杀，使得处于鼎盛时期的新新公司受到影响。
李敏周遇剌后，总经理位子由他侄子李泽接替。开始，李泽还算敬业，继续扩大业务。但李泽心怀不端，抗战爆发以后，丧失民族气节，摇身一变，投靠日本人，勾结日本浪人，经销由日本军舰运来的走私货，并多次派人至日本采购日货，冒充国货，欺骗顾客。又将玻璃电台卖给日寇的“中支报社”，资助日军的情报工作。更荒唐的是聘请日本退役海军大尉木下丰为新新公司顾问。当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时，李泽甚至特派专员赴东北祝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入敌手，李泽更加依附日寇，出任“全国商业统制会”理事、“敌产委员会”主任、上海市第一区总联保长等伪职。
抗战胜利后，新新公司职工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揭露、举报汉奸李泽。尽管李泽拿金钱、轿车行贿国民党驻上海宪兵队长姜公美、军统头子戴笠，但最终李泽的汉奸罪行遭到了清算。
1946年6月，法院宣判，李泽因犯汉奸罪，判徒刑3年。上海解放前夕，刑满出狱的李泽去了香港，1979年病死于澳大利亚。
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南京路，新新公司内的中共地下党，利用公司的凯旋电台（即原来的玻璃电台），用普通话向上海人民广播：“我们上海人民解放了！亲爱的同胞们，上海人民保安队播音开始！人民解放军已经来到了南京路！”这是宣布上海解放的第一声广播，它与永安公司中共地下党在倚云阁升起迎接上海解放的第一面红旗，一直被上海人民传颂。
从此，新新公司获得了新生。1954年改为中国食品公司，以后又改名为上海第一食品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