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夏，埃德加·斯诺远涉重洋抵达上海。初次与宋庆龄见面时，斯诺受到深刻启迪；后来，在她的牵线和帮助下，这位美国记者毅然赴陕北采访，并向世界真实而客观地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和红军长征等情况，引起轰动。今年，正值《西行漫记》在沪出版85周年，我们一起来回眸斯诺的这段经历。
“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当年，斯诺落脚于申城后，经母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斯以信函推荐，担任了在“十里洋场”颇受瞩目的《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
《密勒氏评论报》是在沪出版的较具影响力的英文周刊之一，创刊于1917年6月9日，初名“Millard’s Review”，后来更名为“The China Weekly Review”，系16开本，逢星期六出版，每期约50页。该刊主要面向在华外籍人士和中国政界、知识阶层，部分销往欧美，印数约5000份。创办者为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汤姆斯·密勒（刊物中译名即以其姓命名），办刊宗旨是“让远东局势的发展，使本国明了，同时让西方的发展，使东方明了”。斯诺到该刊供职时，密勒已经退休，由约翰·本杰明·鲍威尔接任主编和发行人，其主张“中国为独立之国家，而不为西欧或东瀛之附属品”“中国关税自主，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斯诺对此深为赞同，他走进设于上海租界一幢写字楼顶层的报馆，简单地整理了一下编辑部的办公桌，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新闻记者生涯。
有一天，一位上海地方官员来报馆接洽，写字楼管理员竟拒绝为之提供电梯服务，并申明电梯专给西人使用，华人只能走后门爬楼梯；那官员气喘吁吁来到编辑部，向斯诺诉说了自己的遭遇。斯诺闻言感到非常气愤，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人请走后门》的社论，发表于《密勒氏评论报》，其中严厉抨击民族歧视，强烈谴责那些“采取侮辱中国人荒唐做法的外国人”。这篇社论立即在申城引起了反响，写字楼的英国老板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不得不取消了歧视性的乘电梯规定。
年轻的斯诺的加盟，给《密勒氏评论报》带来新的气象。斯诺曾接受鲍威尔的委派，坐火车沿沪宁、沪杭、津浦、京沈、京绥等铁路干线进行采访，他的见闻陆续在《密勒氏评论报》亮相，如1928年12月15日发表的《中国五大怪》指出：旱、涝、饥、虫和地震等，给中国百姓造成极大灾难。从塞外返回申城后，斯诺曾代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从他推出的一些政治评论中可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触。
1929年春，斯诺利用考察中国铁路的机会，冲破国民党当局陪同人员的拦阻来到绥远，在古镇萨拉齐亲眼目睹了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一路上满目凄凉，全无生机，连树皮都被饥民剥光了。奄奄一息的人东一个西一个地或坐或躺在自家门前，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死去，我们经过的灾区中，一年死掉的人占全部人口的一半”；他见状极为悲愤，马上为《密勒氏评论报》撰写了通讯《救救二十五万生灵》，并把萨拉齐之行称作是自己“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1930年至1933年初，斯诺继续在中国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旅行访问，并给《密勒氏评论报》撰写系列游记，其中一组文章披露了那时日本对台湾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真实情况以及当地人民的悲惨生活，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沪发动“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斯诺作为战地记者采访了淞沪抗战的全过程。
翌年春，新婚不久的斯诺携妻子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韦尔斯）前往北平（今北京）。斯诺应聘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相继担任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远东撰稿人、纽约《太阳报》记者及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海伦则做了《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记者。斯诺虽事务繁忙，但仍不忘抽空为《密勒氏评论报》撰写文章。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并发展为全国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爱国运动。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斯诺夫妇不顾危险奔赴现场了解情况。
“决定争取前往陕北采访”
1936年春，斯诺专程来到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上海孙中山故居），拜望宋庆龄。
宋庆龄初次会见斯诺，是在1931年9月。那时，来华已三载的斯诺按照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要求，为了撰写一篇关于宋庆龄的人物传记，在沪采访宋庆龄。宋庆龄伟大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斯诺。斯诺的《复始之旅》提及：“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可见，由于宋庆龄的启迪，斯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的认识。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斯诺在采访中亲眼看到，宋庆龄为了支援十九路军，积极动员上海市民捐款为官兵缝制棉衣，并与何香凝带着慰劳品去前线慰问，还曾在国民伤兵医院给伤员喂药。他十分感动，曾发表《她为中国民众而战》，其中记述：“当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转向革命，拒绝将该市让与日本人时，宋庆龄夜以继日地工作。她在交通大学筹建了一所规模宏大的国际医院，并且招募了一些妇女准备被服、床单、绷带等物，还把自己的住宅当作仓库，每天都从那里发放这些物品。”
通过与宋庆龄等交往和从多方面获得的信息，斯诺逐渐了解在中国西北黄土地上活跃着为世人称道的红军并产生浓厚兴趣，他接受英国《每日先驱报》和出版公司的稿约，“决定争取前往陕北采访”。这次在宋庆龄寓所，他谈出自己的想法，并请求她给予帮助。宋庆龄听了，欣然表示同意。
不久，宋庆龄获悉，中共中央希望邀请一名“诚挚的西方新闻工作者”赴陕北考察，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邀请一名“训练有素的西医”，帮助创建医疗事业。她推荐了斯诺和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此刻，斯诺想到途中充满险阻，曾不免有点担心，据路易·艾黎的《对埃德加·斯诺的回忆片段》说：“宋庆龄打消了他的疑虑，使他知道了这次旅行对于她所支持的和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1936年6月3日，斯诺乘火车从北平出发，到郑州车站与乔治·海德姆会合，两人结伴同抵西安；在宋庆龄委托的“王牧师”（即中共党员董健吾）协助下，闯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秘密进入陕北。从7月上旬到10月中旬，斯诺对陕北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采访。
斯诺返回北平，很快将自己与毛泽东谈话的全文和对陕北的综述寄给《密勒氏评论报》。《密勒氏评论报》接到文稿，在1936年11月14日、21日两期予以全文发表，标题为《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并登载斯诺所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大幅照片。与此同时，斯诺还把关于陕北的报道相继发表于另外一些英文报刊。翌年下半年，他在此基础上，写成《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10月，该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十分畅销。他为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世界人民的目光转向远东，转向抗战中的中国。
斯诺立即将该书赠给宋庆龄，扉页恭敬地写着：“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同志，您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对书中的不妥之处请见谅。”
“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大后方工业品匮乏；为了支持抗战，供应军需民用，同年11月，由胡愈之、卢广绵、林福裕、斯诺、路易·艾黎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工业合作运动。卢广绵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回忆：“上海沦陷，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一个救国组织，叫‘星二聚餐会’（按：因活动通常放在星期二而得名）”“一次聚会上，美国朋友斯诺（Edgar Snow）和他的夫人尼姆·韦尔斯（Nym Wales）也来参加。他们当时刚从陕北解放区来，谈到对日战争爆发后的后方工业生产问题，认为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他们讲话后，就由该会组成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正是通过“星二聚餐会”这座桥梁，胡愈之与斯诺有了直接联系，当他看见刚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觉得极有价值。胡愈之早在1933年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他希望设法尽快推出它的中译本。
1938年初，胡愈之与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吴耀宗、陈鹤琴、张宗麟、孙瑞璜、王任叔、冯宾符、胡咏琪、胡仲持、黄幼雄、陈明等集资在沪筹建复社。复社是由共产党人发起创办的出版机构，其“社约”明确宗旨为在抗战时期特殊环境下，“促进文化，复兴民族”；主要任务有三项：一、编印各项图书；二、发行定期刊物；三、搜集抗战史料并整理保存之。复社由胡愈之主持，社址为他的寓所即上海巨籁达路（今巨鹿路）174号（原建筑不存，遗址已融入延中绿地），出于安全考虑对外不公开（在出版物上假填“香港皇后大道”）；张宗麟（也是中共党员）担任经理，负责出版发行工作。同年2月，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为了便于流传，将书名译成《西行漫记》，并增加了英文版中没有的不少珍贵照片。
胡愈之回忆《西行漫记》出版过程时曾说：“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就更不必说了。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当年，参与《西行漫记》翻译的人中，除了胡愈之，还有王厂青、林淡秋、章育武、吴景崧、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等11人，分头突击完成。
复社推出的《西行漫记》，第一版印2000册，很快售完；不到一年，就印了4版。在中文版序言中，斯诺动情地写道：“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在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许多有志青年奔赴陕北或投身抗日战场，如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时为银行职员，阅读该书后毅然丢下“金饭碗”，历经3个月的长途跋涉抵达陕北，他曾说：“这都是《西行漫记》给了我力量。”
1939年9月，斯诺作为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第二次访问陕北，在延安与毛泽东又进行了长谈，这次会见的记录仍发表于《密勒氏评论报》。可以说，斯诺在中国居留的10余年里，长时间与在沪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保持密切关系，并利用它热忱宣传了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密勒氏评论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停刊，鲍威尔被日伪逮捕，先后在上海提篮桥及江湾监狱遭受非人待遇，双足致残；抗战胜利后，《密勒氏评论报》由其子小鲍威尔接手并在沪复刊（至1953年6月终刊）。
皖南事变发生后，斯诺因如实地迅速报道真相，被国民党当局取消记者权利，于1941年2月被迫离境，去东南亚游历，取道欧洲返回美国。
1972年2月，斯诺逝世后，宋庆龄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提及《西行漫记》，说：“从那时到现在，他的这本书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这对他来说是最恰当的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