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基督教世家，公开身份是牧师；他是宋子文的同窗好友，以其特殊身份为上海肃清非法教会、维护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他曾担任国民党的秘密信使，为抗日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工作；他又是中央特科成员，筹集款项，创办幼稚园，专门收养我党领导人子女和烈士遗孤；他曾护送斯诺、马海德到达陕北……他就是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
基督世家出身的秘密共产党员
董健吾，曾用名董选吾。1891年出生在上海青浦一个基督教世家。少年时代，他考入苏州基督教会创办的桃花坞中学并入了教。1914年考取了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他的同学中有浦化人、宋子文、顾维钧等。“五卅惨案”后，他带头在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旗，升起中国旗，因此与本来非常赏识他的美籍校长决裂，被开除学籍。离校后，董健吾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
1926年，经老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浦化人介绍，结识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冯非常欢迎董健吾到集团军来。1928年，经冯部刘伯坚、浦化人介绍，董健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凭借在冯部的合法身份，以及与冯将军的关系，积极配合刘伯坚、浦化人等人在冯部从事兵运、农运和工运等活动。他们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派遣在冯部特工的注意，在敌特暗杀的名单上有了他的名字。
1928年11月，回到上海的董健吾，仍在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不久地下党派互济会负责人王弼与他联系。在王弼的领导下，董健吾参加了互济会的工作，并认识了潘汉年、李维汉等人。在特科，陈赓见董健吾善用谋略与敌特斗智斗勇，熟悉上海滩的风土人情，特别看中他可以牧师的身份开展活动，还可使用供掩护的教堂，便亲自找董，要求他立即参加中央特科，兼做互济会工作。
依据陈赓的要求，董健吾在法租界霞飞路、嵩山路路口附近开设了一家古董商店“松柏斋古玩号”作为党的密点。一天，宋子文来店里，一些特工人员听说董健吾是宋子文的同学，谁也不敢来这里捣乱了。
创办幼稚园，智送岸英岸青去苏联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追捕、暗杀大批共产党人。中央决定创办一个幼稚园，专门收养失散流落在上海的革命烈士子女和中共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1929年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陈赓与王弼一同到圣彼得教堂，把任务交给了董健吾。
创办幼稚园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互济会只能解决小部分经费，大部分要董健吾想办法去解决。董健吾利用他的牧师身份让教友多做好事，为互济出力。他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也拿出来，充当办园经费。
董健吾是园长，先后被送进大同幼稚园的孩子，有彭湃的一双子女、恽代英之女、蔡和森之子、杨殷之子及李立三的两个女儿等。1931年初，幼稚园又迎来了三位小朋友，他们是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那年，岸英8岁，岸青6岁，岸龙刚4岁。
1931年3月，董健吾奉周恩来之命，和顾顺章一起到汉口执行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的任务，便辞去了幼稚园园长的职务，让互济会的谭筱影负责幼稚园的工作。4月，顾顺章叛变，董脱险后在上海临时隐蔽。在此期间，因一偶发事件，大同幼稚园不得不解散。
事件起因是园内保育员桂荷英（又名管荷英）外出突然失踪，谭筱影怀疑情况有变，为幼稚园孩子的安全，经过反复考虑，于1932年春决定将大同幼稚园立即解散，把所有的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都一一作了妥善安置。对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毛岸龙因病去世），上海地下党经反复研究，决定把他们托付给董健吾抚养。
1936年三四月间，董健吾去西安会见斯诺。在逗留期间，张学良多次邀请他去府上作客。每次去，张将军和赵四小姐都很热情，设家宴款待。张学良夫妇非常喜爱收藏古玩。有一次，董健吾见赵四小姐不慎失手摔坏了几件明代的瓷器，便在西安找到一位过去与“松柏斋”有过生意往来的朋友，买下一套明代珍品小型镀釉彩瓷，送给赵四小姐。
后来，董健吾要回上海，张学良设家宴为他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有何要求，董想起寄养在自己家中的岸英、岸青，便说：“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果张将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将来学成回国可为国家出力。”张学良思索了一下，应允了。
董健吾回上海不久，张学良也到了上海。张给董健吾打电话，约他第二天上午去哥伦比亚路（现番禺路）的一家法国酒吧见面。董健吾立即向上海地下党组织汇报，组织上随即同意岸英、岸青、寿琪三个孩子赴苏联学习。见面后，张学良说：“我的部下李杜将军等人要经过法国进入苏联，而后绕道至中苏边界，准备组织在那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国抗日。趁这个机会，我决定履行在西安时对你的诺言，让他们带你的三个孩子出国到苏联。”张学良又随手给董健吾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并让他立即与李杜联系，作好孩子出国的准备。
没过几天，董健吾和李杜接上了关系。岸英、岸青、寿琪很快被转移到法租界宝建路（现宝庆路）李杜将军住所。1936年7月，李杜化名王元华，以商人身份通过各种渠道办理了出国护照，带着三个孩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前往德国马赛，在那里乘火车到巴黎，在巴黎待了半年。由于当时苏联对入境控制极严，只同意岸英、岸青入境，其余均不准入境。于是其他人员只好返回上海。
受宋庆龄委托，送密信到延安
1932年冬天，特科派董健吾担任党组织与宋庆龄的联系人。当时机要交通员是董健吾的三女儿董惠芳，她在上海国民党工部局中学读书。宋庆龄有时也派佣人李妈与董惠芳联系，行动安全又隐蔽。
1935年底，宋子文受蒋介石的委托，跟宋庆龄磋商与共产党中央再行联系事宜。宋庆龄嘱托董惠芳转告董健吾来自己家中磋商。
1936年元旦刚过，董健吾应约来到宋庆龄家中。宋庆龄拿出一封信，对董健吾说：“董先生，这是一封内容非常重要的信，请您务必尽早动身到陕北瓦窑堡去，当面把它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先生。”这是一封由火漆印封的密信。董健吾自信而坚决地回答道：“夫人请放心，我会尽力办好这件事的。”
他们反复研究了数条不同线路，最后决定借道西安，直达目的地。之所以选择这条路线，一是西安与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都在陕西境内，从上海到西安有陇海铁路可以直达，可以节省路上的时间，及时送转信函；二是驻守在西安的是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部队，他们是积极的抗日派。
董健吾回到家中，让夫人黄雪光将密信缝进贴身背心里，次日就踏上了去陕西的征途。此行中，董健吾化名周继吾，绰号“周二胖子”，同路陪送的有他的内侄黄杏南。
董健吾到西安后，很快和当时的东北学生领袖、中共地下党员张子华取得了联系。此时，正值隆冬，大雪飞扬，陆路交通受阻。董健吾在西安一等就是一个多月。望着窗外飞雪，他心急如焚：怎样才能把密信送到呢？！
“对！从天上走！”他突然想到应该坐飞机走！这时，董健吾又想到了张学良。他见到张学良单刀直入：“张将军，我这次来是向你借飞机到陕北苏区去的。”
“什么？”张学良吃了一惊，认为他在开玩笑。
“我知道张将军会帮我这个忙。”随后董健吾又说，“难道张将军不愿意抗日吗？将军能忘记家仇国恨了吗？”
董健吾接着又讲道：“我与共产党方面有点联系，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为你安排一次会面机会，请中共领导人和你进一步讨论抗战问题。”张学良认真听着。
董健吾又说道：“将军不必顾虑太多。我此次是以国民政府财政部调查员的身份前来执行任务的。去红区活动也是南京方面同意的，蒋委员长也是点头的。”董健吾随即将国民政府财政部的证件拿了出来。张学良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董健吾另有来头。
张学良决定用自己的专机送董健吾去陕北，他还让董带去自己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密信，内容是希望共同团结，一致抗日。
2月21日，董健吾、张子华等飞抵肤施城（今延安市）。肤施虽然距瓦窑堡不到100公里路程，但因为飞雪不止，道路泥泞，交通不便。这一带全归张学良所统领的西北军管辖把守，张将军命令驻肤施的所属骑兵护送董、张等前往瓦窑堡。路途虽不算远，但因风雪泥道，这段路途竟走了近一周时间，抵达时已是2月27日。
董健吾一行到瓦窑堡后，受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袁国平、吴亮平、罗迈（李维汉）等人的热情接待。袁国平等对董健吾等人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告诉董健吾：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率领陈（赓）、谢（富治）部队在东征前线作战，重要情况可以随时电告几位中央领导。回到了苏区，董健吾似游子回到了故乡。
第二天，董健吾在林伯渠陪同下，会见了秦邦宪，并将宋庆龄的嘱托和蒋介石的态度，以及在西安面见张学良等情况当面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最后把宋庆龄的密信交给了组织。
在等待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从前线回电的日子里，陕甘宁边区政府安排董健吾等参观了瓦窑堡镇，并拜访了王稼祥，会见了曾同在上海工作的战友李维汉。董健吾还在中央保卫局礼堂向部队同志作了上海隐蔽战线对敌斗争的报告。
3月4日，秦邦宪将董健吾请到办公室，当面转交了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给宋庆龄的复信，并转致几位领导人对董健吾的敬意。回电希望“我兄（即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董健吾携带着中共中央的密件，原路返回肤施，依旧搭乘张学良的座机回抵西安。张学良设宴为董健吾接风洗尘。数天后，董健吾回到了上海。当天，董健吾前往宋庆龄家中复命。宋庆龄收到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复信和林伯渠的礼物，特别高兴。
中共中央的复信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中共方面关于谈判的五项基本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进犯；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努力，也由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有识之士的大力推进，还有蒋介石默许，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宋子文姐弟的主持和安排下，由董健吾完成传信使命而接通了，其意义深远而重大。
1936年，董健吾还做了两件在隐蔽战线影响极大的事情。一是董健吾护送著名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医生到陕北；第二件事是把中央特科成员，也是董健吾的生死战友刘鼎介绍给张学良。1935年冬，张安排李杜帮忙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李杜找到了董健吾。董从瓦窑堡回上海后，经请示上级将曾在特科做陈赓副手的情报科副科长刘鼎介绍给张学良将军。张学良非常重视，派专人到上海迎接。后经中央批准，刘鼎担任中共中央派驻张学良身边的代表，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特殊功绩。
1955年受“潘扬事件”牵连，董健吾被逮捕关押一年。1960年，斯诺访华时向毛泽东提出要见当年送自己去陕北的“王牧师”，毛泽东不知道“王牧师”是谁，后经调查才搞清楚“王牧师”就是董健吾。毛泽东曾对别人说：“我总算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
年底，毛泽东、周恩来要陈赓到上海治病疗养期间以中央名义安排董健吾工作。1961年陈赓会见了董健吾，并把董的情况向柯庆施作了介绍。1962年6月，董健吾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1970年12月25日，董健吾与世长辞，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