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字桂莘（亦作桂辛），号蠖园，1872年出生于河南信阳，祖籍贵州开阳。现代政治家、实业家、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曾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7月，以帝制余党被通缉，避居天津。正是这一年，朱启钤初次踏足北戴河海滨。一踏上这片避暑胜地，他不及欣赏海滨宜人的风光和领略徐徐吹来的惬意海风，就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敏感神经，发现这里已居住着不少外国人，便觉得存在着严重问题。
据民国时期出版的《北戴河海滨志略》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年）之前，北戴河海滨“乃一荒僻乡村”，“交通往还不便，文人学士罕至其地，是以不堪著闻于世”。1893年，一个名叫金达的英国工程师因筑津榆铁路勘测路线来到北戴河，当他发现金山嘴一带沙软潮平，气候宜人，认定是块宝地。于是他先说服一些华人在北戴河购地，然后又怂恿京津各国传教士也来购地建屋。当这里渐成规模后，清政府便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式辟北戴河海滨部分区域“为各国人士避暑地，准中外人杂居”。到民国建立，北戴河海滨外人房屋已建有一千余所，每年来海滨避暑近千人。尤甚者，这些外籍人士为在此长期“合法”居住，竟以各种名目成立会团，并划分势力范围。其中会员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当数以英美传教士为主的“石岭会”。面对“各国外侨复纷组强团体、骎骎焉有喧宾夺主之势，行政官厅鞭长莫及，一切放任自流”的现象，朱启钤强烈意识到，必须“争主权，拒外人”。
说来也是天遂人愿，1918年朱启钤获赦免。恢复自由身后，他即发起创办北戴河海滨地方自治公益会，公益会成员多为在海滨有别墅的中国上层人士。翌年6月，经内务部批准，公益会于农历七月十五日在西山成立，朱启钤被推为会长。他在会上阐明该会成立宗旨为负责海滨的地方公益事业，以及市政管理、建筑规划、税务收支、开发建设等事宜，目的是“谋公共之健康，宜有高兴之娱乐”，并“愿将使北戴河海滨为北方之模范自治村”。
开发与建设蓝图确定后，朱启钤积极投身其中，做了大量实际工作。粗略数来即有下例多项：聚义募捐，筑路建桥，设立医院，兴办教育，开辟莲花石公园，引进树种兴建苗圃，整修名胜古迹，完善海滨管理。这些事项看似简单，殊不知落实起来每一项都堪称繁杂，绝不轻松。就完善海滨管理来说，交通、卫生、治安、风景名胜古迹保护、土地调查及公共营业等管理内容和范围只是大略，其具体还要细化到如下几点：一、对外国人“持强为壤者，畔之，侵略与欺凌我华人者，干涉之”；二、禁止“不衫不履，徜徉道路”；三、禁止在海滨使用汽车、摩托车；四、禁止在莲蓬山砍柴、采药、行猎以及挖土采石和私人买卖；五、严禁在海滨“乘醉驰怒马，采折公园花木”，“不论国人与外人，违者科罚之”；六、对全区路牌号码整编归排；七、严禁“临滩建屋”，以免有损沿海风景；八、对房舍及四周环境须遵循如下原则：“必使建筑物足以为风景之点缀，屋必有廊，廊必深邃，用蔽骄阳，用便起居”，“屋之四周或以繁荫巨杆之乔木，或有细草如茵，不种树，各因其地之所宜，围墙以刺槐或刺柏为之，时时剪修，使之齐一，高仅及肩，不防远眺”。后来西方人在海滨刊行的《邮报》，也肯定和赞扬朱启钤及公益会“年来成绩斐然，在远东罕有其匹”。
更重要的是，北戴河海滨疗养胜地的开发和有效管理，更是及时维护了国家的尊严，抑制了一些外国会团企图长占这里并向西山一带扩张的用心。而朱启钤对北戴河海滨，也确实倾注了他的一腔爱国热情，难怪他会把这里视为他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