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宋明理学中出现一种新的儒学形态，人称“明清实学”。它的基本特征为崇实黜虚，反对空谈心性的“王学末流”。“实学”倡导者认为程朱之学和“陆王”之学非但没有培养出济世经国之才，缔造内圣外王之业，反倒在时代危机频仍之时无所作为。故明中叶以后，在一些思想家的合力倡导下，一股重实践、讲实证、求实际的思潮得以兴起，它不独在哲学领域振聋发聩，且渗透到社会各领域，以“实体达用”为核心诉求。
“明清实学”的代表人物有王廷相、张居正、李贽、顾宪成、徐光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曾国藩、龚自珍、魏源等人。比如王廷相，一般提“王学”即指阳明之学，但夙望远逊于王阳明的王廷相，其学问思想也被不少学者称为“王学”。由于他主张讲求实效、立戒空言，集前人“气本论”而构建“气外无性”的“性气说”，被后世称为“气学二王”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不是王阳明而是王廷相。
“明清实学”的内容，远比宋元时期的“格物游艺之学”来得丰富，它既包括经世之学、实测之学、明经致用说、史学经世论，也包括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所谓考据实学，又称朴学或“乾嘉之学”，主要从事古籍的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梁启超说，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于“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等方面。可以说，“实学”的诉求，既反映在社会各领域，也体现于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尤其对宋明理学中“存理灭欲”之说，力倡理欲合一，揭露其“以理杀人”的本质。
然“实学”这个概念很难界定，比如常被斥责的所谓“王学末流”，也有一部分可归为启蒙实学。其代表人物多为平民哲学家及“王学”再传弟子，以王艮、何心隐、李贽、傅山、徐渭、汤显祖等人为代表。徐光启的西学“合儒”和“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观点，以及《农政全书》等一系列有关几何、数学、天文等学科的专著和译著，无疑成为“实学”成果的彰显。由于“王学”学派林立，各家主张并不一致甚至有所对立，故所谓“王学末流”也并非铁板一块，不能涵盖明末王学再传体系的总体面貌。另外，佛教“空性观”对于中国哲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心性之学”中亦有所体现。任继愈先生在《佛教与儒教》一文中提出：“宋元明理学家们，如周、程、张、朱、陆、王诸大家，在青少年时期都有出入于佛老的治学经历。”然心学宗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力行实践、辨别义利等思想，恐不能排除于“实学”体系之外。
“明清实学”具有五大基本特征：崇实、经世、民本、科学、开放。其中“崇实”即今人常提的“实事求是”，而这四个字，正是清代考据学者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的。重“实学”无疑代表了社会的某种进步，但仍须辩证地看待此问题：如果“有用”“实用”演变为凡事都讲求立竿见影的利益，那么对于很多基础学科的研究和科技研发的投入，就不一定能耐得住寂寞，取得长期收益。有些不能一蹴而就的事业，就难以穿越时间的冰封期而中途夭折。反之，那种浅尝辄止、见好就收、不见兔子不撒鹰等急功近利的行为，就可能蔓延为一种时风，一种投机。须知，某些重大课题的创意，往往是从务虚开始的，如果太过实际、太注重短期效益，何以致广大而尽精微？
总括而论，“求真务实”是一种非但要提倡，而且值得每个人为之身体力行的价值取向，不能因为操作层面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因噎废食；同时，也不能因为注重实际功用，而失去了长远的谋划。或许，这就是“明清实学”所带给我们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