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在回忆老师时说，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沈从文在《谈创作》一文中说：“我不希望自己比谁聪明，只希望比别人勤快一点，耐烦一点。”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沈从文单身一人，从湘西乡下来到北京，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但不久凭着手中的一支笔，打出了一片文学天地。这首先得益于他遇事肯下功夫。他当老师时，耐心批改学生文章，认真而细致，写的修改意见有时比原作文还要多。他当报刊副刊编辑时也是这样，不但日复一日地忙于约稿编稿，还无比精心地修改稿件，把作者们的稿件一一打扮得漂漂亮亮，送上“花轿”，去见读者“公婆”。他又不厌其烦地为文学新人写推荐信，助力一个又一个青年作家脱颖而出。
沈从文自己写文章，尤其“耐烦”，一本八九万字的小说《边城》，他硬是写了半年多，平均每天写三四百字，精雕细琢，一丝不苟。他的每部手稿都有反复修改的痕迹，多的甚至改了十几遍，原稿上几乎都密密麻麻蜘蛛网似的写满了修改的批注，一字不妥，心便不安。
沈从文一生为人低调，不事声张，甘于淡泊，在他创作如日中天、顺风顺水的时候是这样，当他的人生遭遇挫折、事事不如意的时候，则更是守得住寂寞，耐得了寒暑。
1949年8月，他的人事关系由北大转到历史博物馆，安排在陈列组，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馆藏文物，有时也兼做解说员。在那十几年里，旧日朋友大都隔绝了。他不止一次地描述过，清晨自己捧了个烤白薯暖手，坐在天安门外石墩子上，看天上残月等待天明，等候历史博物馆开门的情景。此时，他内心的孤寂感不言而喻。改革开放后，沈从文被重新评价，日益受到重视。此时，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总是漫不经心地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
沈从文很早就为自己定下远大目标，并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为之而奋斗终生。沈从文在给黄永玉的一封信中，曾总结过自己的三条人生经验，其中第三条是:“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这可视作他重要的人生目标。在他走上文坛后，这个远大目标始终挥之不去，成为一种道德情绪而加以恪守。正如他自己所言：“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
1963年末，沈从文受命负责编撰《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承受着高血压和心脏病困扰的他，立即投入到紧张而繁重的工作中去，平均每天要编写几千字。该书于1964年7月完稿，约20万字，正图200幅。1972年他获准从干校回京治病，又利用这个机会对该书作正式出版前的进一步修改。在横可走三步、纵可走六步的斗室中，他废寝忘食、无日无夜地赶工，图录和卡片摊得床上地下到处都是。1979年1月，全书修改稿终于杀青，并于1980年初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书名改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该书为沈从文从事文物研究以来成果之一大结晶，2011年入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至今仍是该领域的经典著作，为他远大的人生目标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