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上海生活了80余年，他曾住过的旧居多达十余处。从典型的石库门到中西合璧的新里及欧式花园住宅他都居住过，短则个把月，长到半个多世纪。旧居有的毁于战火；有的因市政之需进行了拆迁、改造；也有的已被挂上铭牌成了重点保护建筑……
初到上海，暂居教会学舍温习迎考
1923年初夏，巴金与三哥尧林坐船离开家乡四川成都。数月后 ，在上海十六铺码头靠岸。上岸便换乘旅馆雇来的马车。途中，马车与一辆人力车相撞，他们被带到巡捕房，说马车违反了交通规则，被罚掉一块多大洋。当晚，兄弟俩在一家小旅馆下榻。翌日，远房本家李玉书替他们找到了汉口路上的申江旅馆。几天后，两人到祖籍地嘉兴祭祖，回上海后由朋友介绍，搬进了可供食宿的虹口“景林堂谈道学舍”，此时正值暑期，住这里的都是工人和穷学生。巴金回忆当年的情景说：那就像学校的宿舍。一个房间几张床铺，我和哥哥一人一张铺，床头各有一张小桌子。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暑假，复习备考。
“景林堂”坐落于虹口区昆山路上，这座建筑有着基督教礼拜堂标志的尖顶。据介绍，“景林堂”原为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中西书院教堂，宋庆龄父亲查理宋（宋嘉树）曾在此担任过牧师，宋氏家族成员都为该教派信徒，常来做礼拜。景林堂谈道学舍与中西书院同为教会所办，不以营利为目的，因房租低廉而吸引了众多想读书的学生。当时，虽学习条件差些，但兄弟俩能温课迎考便感到满足了。
暑假后，巴金和尧林通过考试，被南洋中学录取。这所有着百年校史的学校，也是国人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府。
在读时，巴金发表了《一生》《寂寞》《黑夜行舟》等诗作。兄弟俩在南洋中学读了一学期，随后便去收费少的南京东吴大学附属高中就读，但对景林堂谈道学舍、南洋中学那段经历印象是深刻的。
在天祥里，与郭沫若展开论战
巴金在南京读完高中后，因染上肺结核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贝勒路天祥里。此时，他已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与人合办了半月刊《民众》，虽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心情十分愉悦。天祥里位于黄陂南路和顺昌路间的永年路上，他与卫惠林、毛一波住楼上，卢剑波夫妇住底楼。
当时，巴金与一群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一腔热血，抱着改变社会的愿望，写了大量有关无政府主义和声援外国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还常与非难无政府主义观点的言论进行公开辩论。1925年末，巴金看到《洪水》第八期上《新国家的创造》一文中批评无政府主义，巴金读后撰文对作者郭沫若进行反批评，由此展开了论战。后经创造社成员、《洪水》主编周全平发表《致芾甘信》调解，双方才得以偃旗息鼓。
巴金居住天祥里期间，翻译了蒲鲁东的《财产是什么》、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或称《面包与自由》）等无政府主义的著作。 1926年，巴金与卫惠林一同搬迁到康悌路（今建国东路39弄）康益里4号。这是一条石库门弄堂，巴金住楼上。他在文章中曾写到过当年居住时的情景：“我住在康悌路康益里某号亭子间里的时候，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我无意间把这些全写下来了。”
同年，巴金从康益里搬到马浪路（今马当路）居住。不久，他和卫惠林在黄浦江畔登上法兰西的“昂热号”邮轮，开启了留学法国的旅程。
宝光里的客堂间，诞生了《家》
1928年末，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后经朋友索非介绍，在闸北宝山路75号世界语学会任函授学校教员。这是条石库门弄堂，他在留法前曾在此学习世界语。回国后，这儿成了他的工作场所和下榻之地。他利用晚上空余时间用世界语翻译了《过客之花》《丹东之死》《骷髅的跳舞》《秋天里的春天》等作品。
翌年初，巴金租下了同在宝山路上的宝光里14号楼下客堂间。他在法国完成的长篇小说《灭亡》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又在开明书店出单行本，一举成名。同年，他还译完了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一书。
宝山路在闸北地界内。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就发生在宝山路、同心路、天通庵路一带。昔日街市在日寇炮火下早已荡然无存，更甭提巴金当年的石库门旧居了。
宝山路、多伦路及横浜路有“文化人居住地”之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文化团体和组织都集中在这一带，连鲁迅刚到上海时也住在东横浜路上的景云里。30年代初，巴金常走这条路。那时，他正步入第一次创作的高潮期，仅在1930年的下半年就写出12篇短篇小说，写累了常在横浜路上散步、构思。
1931年春，巴金因友人之邀，开始着手撰写从法国马赛回国途中酝酿的长篇小说《春梦》，后来，他把题目改成《激流》，出书时又改为《家》。
“一·二八”那天，巴金在从南京返沪的途中，躲过了一劫。事后，他与索非从宝光里的断壁残垣中搬出一张旧书桌，还在灰烬里找到大哥尧枚赠他的那支旧金笔，可惜笔套没找着。上世纪80年代初，巴老把这张创作《家》时用过的书桌连同金笔捐给了家乡成都的“慧园”。
逃难的日子里，在步高里创作《海的梦》
巴金回上海后的第二天就去法租界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步高里看望刚从闸北逃难出来的朋友伍禅和黄之方。在他俩的鼓动下，巴金也搬进了步高里52号的一间客堂间里。甫定，就把心中的愤恨和激情倾泻于纸上，他在步高里完成了中篇小说《海的梦》，发表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1—6期）上。
巴金在步高里住了一个月。这条弄堂地处市中心，承租人的文化层次相对高些，对房屋的保护意识也强些。后来，步高里被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门楼上代表建造年份的“1930”字样至今赫然在目。
在志丰里，重写《新生》
从步高里搬出后，巴金住到环龙路志丰里11号（今南昌路148弄11号）舅父家的房子中，在此只住了一星期，便去外地旅行访友。一个月后，他搬入附近的花园别墅（今南昌路136弄1号）。无巧不成书， 1号的后门正对着诗人徐志摩30年代初期住的11号前门。1926年10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平喜结良缘。次年，成婚不久便南下在花园别墅11号二楼亭子间住下。两年中，夫妇俩共同创作了五幕话剧《卞昆冈》和大量诗歌散文。遗憾的是巴金搬来，徐志摩、陆小曼已搬到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居住了，失之交臂。
巴金在这里创作了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萌芽》和短篇小说《雾》的续篇《雨》及《第二母亲》《电椅》《在门槛上》等，还重新创作了长篇小说《新生》。原来，他在闸北宝光里创作的《新生》完稿后交给了《小说月报》，经郑振铎之手编排在1932年的1期上，因发生“一·二八”事变，商务印刷厂被烧毁，已排好的刊物连同《新生》原稿一起在火中被焚毁。
在麦加里，常与鲁迅先生相聚
1933年春，巴金从花园别墅迁至狄思威路麦加里21 号（今虹口溧阳路965弄21号）居住。他先南下访友，后又北上帮助友人办刊，接着又东渡扶桑，在麦加里居少离多。
出国前，巴金应邀出席生活书店为《文学》月刊社举行的宴席，初见鲁迅先生。过后，鲁迅参加了巴金赴日留学的饯行宴会。史料记载，巴金和鲁迅会面足有七八次，都是居住麦加里期间的事。
在此期间，巴金常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来自上海爱国女中的信。他对这位高中学生一一回信作答。经过一年多通信，两人相约在新雅酒家见面。这位女学生就是后来与巴金同甘苦共患难的妻子——萧珊。
巴金在麦加里居住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使他难忘的事。巴金与索非有个朋友在厦门工会工作，因罢工坐过牢，后又参加“义勇军”活动。在巴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将一只箱子存放在索非家。这时，上海发生了日本兵被杀害的事件，日军挨户搜查虹口区的中国居民。索非夫妇非常担心那位友人寄存的箱子，记得朋友开箱时好像看到了“义勇军”的公文。于是开箱查看，果然除公文外还有一支手枪和一百发子弹。巴金见后，马上带着箱子喊了辆人力车，从日军布岗警戒下的虹口来到法租界，把箱子寄放在文友马宗融夫妇家，直至他们去广西教学。
麦加里的原住宅因市政改造被拆，还留下一幢。它是带有铸铁栏阳台和屋顶烟囱的西式建筑，如今只能从巴金住麦加里亭子间时写的《窗下》中去找回当时的一番情景了。他写道：“我的写字台放在窗前，窗台很低，我一侧头便可以看见窗外的景物。上面是一段天空，两条线是土红色的屋顶，淡黄色的墙壁，红色的门，墙壁上一株牵牛花沿着玻璃窗直爬到露台上面……”
在敦和里，完成长篇小说《秋》《寒夜》
1936年11月，巴金便迁入拉都路敦和里21号（今襄阳南路306弄22号），为马宗融、罗淑夫妇看守住房。敦和里是一条三层砖木结构的新式里弄，占地面积比麦加里小很多。但21号整幢楼只有巴金一人居住，三楼是卧室，二楼是书房，底楼为客厅。这样清静的环境，对他写作很有利。他的童话《能言树》，就是在这楼里写出来的。巴金在此还涉足散文、诗歌、剧评、杂感和随笔，先后创作了《给一个孩子》《死》《梦》《醉》等，还出版了童话集《长生塔》。他在散文诗《自由快乐地笑了》中控诉日军的残暴，鼓励人们宁做战场上的无头鬼，也不做苟且偷生的奴隶……
此时，文友黄源同弄居住，他担任着《文学》《译文》两家刊物编辑，所以门口挂着两家杂志社的牌子。此外，陈望道主编的《太白》也在弄内挂牌，这是敦和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淮海坊59号，《英雄儿女》原著的发祥地
1937年7月，罗淑从广西返回上海，巴金便搬到了霞飞路霞飞坊5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路名称淮海路，弄名随之也改为淮海坊。巴金从敦和里搬来后 ，在此前后住了有十余年。
巴金在淮海坊完成了抗战中期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激流三部曲”中的《春》和《秋》。他在《秋》的序言里记载着在淮海坊创作时的情景：“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从事翻译工作，晚上9时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2点，有时甚至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
在这期间，巴金还辗转广州、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忙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发行等事情。1946年5月，他与妻子萧珊怀抱不满周岁的女儿小林从重庆回到上海。同年末，巴金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寒夜》在淮海坊杀青。
解放初，巴金在淮海坊创作并出版了《纳粹杀人工厂——奥斯维辛》一书。上世纪50年代初，巴金两度从淮海坊起程，率中国文联“战地创作组”赴朝深入生活，与留守淮海坊59号的萧珊往来书简就达80余封。回国后，根据积累的素材创作了《英雄的故事》小说集，在这批作品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团圆》了。淮海坊59号作为电影《英雄儿女》原著的发祥地是毫无悬念的。
在武康路113号，创作了《随想录》
1955年9月，巴金家迁入武康路113号。次年6月，在北京开会的巴金致信萧珊说：“知道你喜欢我们的房子，我很高兴……我希望在上海安静地住一个时候写点东西。”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忙于开会、出访、迎来送往等活动，常不在家，家里的事都由萧珊打理。她把子女的学习及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空余时间翻译了多部俄罗斯文学作品，并义务为《上海文学》看稿。
这期间，巴金除参加社会活动外，还创作了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赞歌集》，以及翻译了《往事与随想》等文学名著。
“文革”中，巴金一家深受苦难。萧珊在悲愤之中，一病不起。1978年12月，巴老重新拿笔写下了第一篇“随想”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第一批文章中就有《怀念萧珊》。他顶住帕金森病的困扰，在简易的小桌或缝纫机上用八年时间，完成了150篇“讲真话”文章，结集出版的《随想录》，是继《家》后创作上的又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