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苏州路，东起东大名路，西到西藏北路，全长1960米，1864年至1905年分段修筑，因位于苏州河北岸，故名。由于靠近外滩，所以该马路一侧留下不少历史名楼和旧楼。本文讲述的是旧楼里的历史风云。
近代中国工业高层建筑第一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经济贸易发展，上海工业建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民族资本异军突起，建筑设计打破了洋人设计师一统天下的局面，华人设计师承担起较大部分业务，其中包括施嘉乾与蓝荣庠合伙创办的大昌建筑公司。
施嘉乾，江苏吴县人，1898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祖父是老介福绸缎店店员，父亲是该店送货工人，母亲只是粗识文字的家庭妇女。施嘉乾6岁时，父亲不幸早逝，家里陷入困境。肩挑家中生活重担的母亲，带着幼年的施嘉乾，投奔远在山东的弟弟。靠母亲帮助舅舅管理家务的收入，维持母子两人生活。舅舅家儒家学风较浓，对施嘉乾影响很大。在青岛，施嘉乾完成中学学业，考入德国人开办的青岛特别高等学校（又名“黑兰大学”）德文速成班，修读两年德文，1914年考入唐山路矿学校（今西南交通大学）结构专业，毕业后留校做了两年助教。1919年，施嘉乾返回上海，先在美国人开设的慎昌洋行实习两年，后来到华丰纺织厂担任工程师。1921年，他考取公费赴美留学，赴麻省理工大学深造，获结构专业硕士学位，并在美国桥梁及房产建筑公司实习了一段日子。1924年，施嘉乾学成归国，就职于上海沪宁、沪杭甬铁路局，从事建筑测绘和档案整理。1928年，凭借为申新纺织公司设计厂区专用铁路所获得的“第一桶金”，自主创业，开办了大昌建筑公司。
大昌公司开业初期，规模很小，主要业务是配合较大的设计事务所做结构设计，从中分得“一杯羹”。其间，施嘉乾结识了一些知名华人建筑师，如范文照、赵深、陆谦受等，为他此后业务上的拓展铺设了人脉。1934年，中国最大的华资银行——中国银行，在外滩建造总部大楼，大昌公司参与了部分结构设计。中国银行存贷款最大业主乃纺织业，而纺织厂有大量棉花、棉纱和纱布需要堆放，中国银行便同沪上纺织业合作，准备在距离外滩不远的西藏路桥附近，享有运输便利的苏州河边上，建造一幢近代上海最大的工业仓库——中国银行总库。
正因为施嘉乾口碑一向不错，且无论是投资方，还是经营管理方，均深知施嘉乾为人，因此该仓库的设计和施工业务，均交由大昌公司。接下业务后，作为专业人士的施嘉乾非常清楚，这幢高达11层楼的工业仓库，在国内尚属先例。由于大楼每层都要堆放货物，还得安装电梯和货物起吊运输设备，因此大楼整体结构受力程度要超过上海滩上任何一幢建筑。任务既是自豪的，又是艰巨的，尤其是建筑，涉及到生命和财产安全，方方面面都马虎不得，要一丝不苟。
图纸设计通过后，施嘉乾马上组织施工队伍，其中监理一职相当重要。施嘉乾聘请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结构专业毕业的吴世鹤，担任现场工程师。考虑到中国银行总库工程的施工难点是深基础及主体结构，施嘉乾和吴世鹤又请来当时做基础工程名气最响的康益洋行承担大楼地基施工。果然康益洋行有一手。针对苏州河边上土壤含水量较高、土质较软的特点，先在大楼底部中心区域打入一组长约60米的木桩，采用新工艺将两根30米长的木桩衔接在一起。然后在底部四周打入钢板桩，围成一圈，并在围堰里挖出一个4米深基坑，基坑中扎一个高密度的钢筋箍，再往里浇灌混凝土，做成箱型基础。而大楼上部则采用梁柱一体的混凝土框架结构，确保建筑的坚固性和稳定性。为此，康益洋行设计了专用的木模板，在现场搅拌和浇灌混凝土，既提高了建筑质量，又加快了施工进度，最终半个月就建成了一层楼。
中国银行总库大楼只用了1年多时间，便竣工落成。60多米高度，远远超过当年号称“上海第一仓库”、位于黄浦江边上18米高（5层楼）的公用局仓库。同一般以灰黑色为主、简单粉刷的仓库建筑不一样，中国银行总库立面富有艺术感，清水外墙、红砖立柱、钢窗、半挑阳台，虽然历经半个多世纪沧桑，且几次改造，但风采依旧，矗立在苏州河北岸（北苏州路1040号）。
源昌铁号兴旺一时
祝兰舫，名大椿，1856年12月9日生于无锡南门伯渎港，家境贫寒。父燮堂早丧，母胡氏纺织缝纫为生。祝兰舫幼年失学，却聪颖过人。稍长，习业于无锡曹三房钉铁油麻店。1872年，祝兰舫16岁，只身来到上海，入虹口老街英商祥生茂洋行为学徒，熟悉了该行经营的各种品类规格的铁货。时外商将废旧钢铁由夹板船装运来沪销售，价格低廉，颇合国内打铁铺改制各种铁器需要，销量极大。没几年，祝兰舫已经熟悉此项钢铁业务。1883年，他凑集资本800元，自设“源昌煤铁号”于北苏州路104号，资本甚少，其中部分还是向姐夫龚少春借来。龚少春曾经于1870年同叶澄衷合伙开设可炽铁号，后退股。源昌成立初期，进货来源是由英商丰裕洋行赊卖的现货，一次数吨。丰裕洋行为了扩大推销废旧钢铁，一般可以延迟一两个月付款。这样，就解决了源昌早期资金不足和周转困难。当时源昌经营的废旧钢铁有旧钉条铁、车边铁、马脚铁、铁条、链条、打包铁皮、三角箍铁等，且向英商壳件洋行进口老山煤。几年间，源昌连铁带煤，销售给上海及近郊打铁铺打制农具和各种铁器，并通过苏浙皖一带钉铁油麻食锅店或航船班子销往农村打铁铺。营业鼎盛，利润丰厚，年营业额达万两以上，其中煤炭营业额约占十分之一。源昌刚创建时，财力缺乏，但祝兰舫善于经营，调度有方，周转灵活，使得同业刮目相看。1890年左右，源昌铁号基础已经牢固，而祝兰舫又富于创业精神，故聘请宁波人严志祥为源昌经理，自己则逐步向创办工厂方向发展。
1900年前后，源昌铁号已有相当积累，经营仍以旧钢铁为主，也有一些新货钢材如字版铁、钉条铁、招牌铁等。这时向洋行订货较多，曾经向英商麦边洋行订购红牌钢皮，作为定型锯木锯条，名为源昌锯条，销路遍及全国各地，亦带动了各种钢材的销售。那时源昌客户较知名的有外埠的牛庄茂记、汉口韩福祥、镇江盛源、芜湖张洪兴、绍兴张泉记等，经常赊销金额达三四万两；供应本市铁铺铁厂者主要有于义昌、张顺泰、朱聚兴、浦万兴等，赊销约六七千两。无论外埠还是本市，均采取三节结账方法，年营业额达到十余万两，企业资金六七万两。
1900年至1913年间，轮船航运畅通，夹板船已经过时，洋商手上现货极少，而国内对进口铁货需求与日俱增。源昌铁货进货转以向洋行订货为主。经营的钢铁品种又增加了元方扁丝及各种型钢头子。此时德商洋行崛起，同英商洋行竞争极为激烈。德商进口钢铁不仅在定价上略低于英商，且货源充沛。欧战前几年，德国钢产量已远远超过英国，上海德商洋行又采用订货送提单方式，即底货不付定银，货到提取以后，还可打六个月期票。如当时德商禅臣、泰来、顺全隆、吉定洋行等，经常赊销给源昌一家的货款就达七八万两之多，迫使英商丰裕洋行等退出五金进口贸易，转营其他。与此同时，进口钢铁的大部分是型钢洋元方板头子、方元扁丝、马口铁、双马牌或双鹿牌箱钢、剑牌或灯牌轧钢设备、黑白铁皮、洋钉、铅丝等新货，而旧钢铁来源趋少。有鉴于此，祝兰舫开始向英商麦边、太古洋行等订购旧轮船，或在上海拍进旧轮船，进行拆船业务，并自备两部剪刀车，将拆下的旧船板剪成字板、钉料、筷条铁以及客户需要的指定规格，以应城乡打铁铺及外地同业客户客帮的需要。在参与洋行拍卖旧船过程中，祝兰舫表现出特有的干练，多次拍进且获利。有一次，某洋行通知各铁行老板，1艘旧船停泊于浦东其昌栈码头，定期估勘拍卖，祝兰舫便随同铁业大户周舜卿（1878年开设升昌号）、唐晋斋（1890年开设怡昌号），来到码头现场。周、唐两位老板背着手在码头边上踱方步远望，相反祝兰舫一跃跳上船去，在船首、船尾、桅楼和舱底仔细反复观察质量好坏。估勘完毕，洋行讨价还价，索要3万大洋，周、唐两位老板都嫌贵，唯独祝兰舫认为价钱可以，照价买下。实际上祝兰舫手上的头寸不足3万，但他胆大心细，向唐晋斋借了一部分。经拆卸出售，如约加上利息偿还，仅月许就结清旧款。当然，这次祝兰舫获利甚多。通过扩大进口与多次拆船业务，源昌资金日益雄厚，营业更加蒸蒸日上。到1913年左右，年营业额已达40余万两，资金达20余万两。
1908年左右，祝兰舫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越发春风得意，源昌号则趋于顶峰时期。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缘故，进口货源断绝，货价猛涨，内地铁货倒流上海，源昌曾收进几百吨，且转向美商茂生、吉时洋行订购白铁皮、黑铁皮、洋钉等500吨，到货后获利数倍。一战期间，源昌年营业额最高可达100万两左右。战后，英国推销战争剩余物资“防空铅丝网”上万吨，源昌抓住机会进货千余吨，改成绳索，半数销往四川做盐井吊缆用。这时候，进货来源已经全部依赖洋行订货。由于内地钢铁存货已清空，需要量极大，故源昌销路一派繁荣景象，几乎遍及全国，连西北各地的铁号铁栈，也纷纷跑来采购。不过进口生意结汇风险很大，外汇牌价跌宕起伏。自1920年以后几年间，物价下跌，外汇暴缩，销路呆滞。为了维持市价，同业大户组织公益公司，统一经销价格，源昌也算其中之一，占10%股份。但公益公司的负责人盲目订货，销路不畅，约1年就无法再运作下去，只得解散。1924年，源昌向洋行订货约2万吨，其中1张订单就向英商安利洋行订购了马口铁3万箱之多，货到后亏蚀八九万两。源昌马上与洋行协商，将已订货而未装船的货物（约占订货总额2万吨的60%以上）停运，由源昌补贴损失20%，又亏蚀六七万两。当时源昌存货约12000吨，年营业额约四五十万两，连年亏蚀4万两左右。
从1921年起，源昌由张秋园担任经理，因连年亏损，经营失利，资金周转发生困难，硬撑了5年，向祝兰舫辞职，改由顺全隆洋行买办张丕基接任源昌经理一职。1926年7月11日，祝兰舫因车祸救治无效，在上海寓所去世，终年71岁。同年，其子祝伊才抽出资金1万两开设盛昌煤号，账房祝雨亭（祝兰舫侄子）投机损失近十万两，牵累源昌。源昌前期积累的巨额钱财，由于分散投资，又投机失利，企业业务萎缩，加之连年亏蚀，早已摇摇欲坠，勉强维持到1930年，源昌铁号停业关门。
应运而生的怡和洋行“三产”
北苏州路912号，一幢3层红砖外墙建筑，显得特别有派头。这就是有“洋行之王”之称的怡和洋行打包厂。
进入19世纪后，西方列强使用机器纺织的丝绸成本低、品质好，令中国手工制作的丝织品失去了竞争力。从此，中国出口的“丝”，主要是“生丝”和“厂丝”，而不是丝绸。在商储和运输行业中，将分量轻却体积大的货品称为“轻抛货”。轻抛货因为松散，在储运途中容易损坏。同时，轻抛货由于体积庞大，占据货仓较大面积，使得远洋轮船无法多装货物，造成运输成本提高。所以，轻抛货包括出口的“生丝”必须通过水压机打捆，才能装船。“打包”行业应运而生。
怡和洋行于1843年上海开埠后来到上海发展，沿河建码头造仓库，操纵了中国内航运输，收购茶叶、生丝、桐油等物资运销世界各地，获取丰厚利润。由于水运既便利又便宜，1907年，怡和洋行把怡和丝厂的打包部扩大，并搬迁到洋行设在靠近苏州河边上的北苏州路912号仓库，1917年，改组为“怡和打包厂”，面向社会服务，主要经营棉花、棉纱、生丝、废丝、羊毛、皮革等出口商品的打包业务。该厂每年的打包业务约4至5万包。怡和打包厂虽然名为打包厂，实际上是一个经营性的加工仓库，提供存储、打包、外运等业务，成为怡和洋行在上海最重要的物流据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