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散步路过泰安路，总会想起一位曾经居住于此并且沉潜于音乐海洋中的老人，即人民音乐家贺绿汀。今年是贺绿汀先生120周年诞辰，不由引发了我对贺老的悼念之情。
报考音专
上世纪80年代，我在王元化先生（著名学者、上海市委宣传部原部长）身边工作，有时下午他工作劳累了，我就会陪他去散步，从衡山路的衡山宾馆出来，沿着余庆路走到泰安路，再从宛平路走回来，路过贺绿汀家就会进去看望贺老、姜瑞芝夫妇。
那段时间，我与上海档案局有工作联系，他们知道我有时会去贺老家里，就请我有机会时采访一次贺老，请他谈谈关于保护利用档案的话题。我同贺老约好，对他做了一次专访。稿子整理好后，我去贺老家，读给他听，根据他的意思修改，最后定稿。文章刊出后我去给贺老送杂志，贺老对采访很满意。在闲谈中，贺老向我讲起他的三哥贺果1931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的一些事情。
贺果，又名贺培真、贺文林，湖南邵东县人（今湖南邵东市）。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在一师时，正值一次大战爆发，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湘江之滨，聚集起一众立志报国的男女学子。他们就是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陈昌（陈章甫）、罗学瓒、杨开慧、向警予、周竹安和贺果等。贺果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曾在安源煤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贺绿汀受贺果影响，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来到上海，在大街上竟然巧遇原在北方组织农民武装斗争、这时也转移来上海的三哥。三哥见到他喜出望外，知道弟弟从小酷爱音乐，就拿出仅有的稿费，鼓励他去报考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使他从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卢沟桥事变时，贺绿汀已是上海知名的音乐家了，他创作的《牧童短笛》《天涯歌女》《四季歌》等，余音绕梁、家喻户晓，但他不愿在象牙之塔苟安下去，决心投身抗战。他离开上海辗转抵达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被八路军将士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革命气概所感染，于是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连夜创作了《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粒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他对侵略者的满腔怒火全写在纸上。嘹亮雄壮的歌声一经传出，很快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励了无数中国人投身抗击日寇的斗争。
1943年贺绿汀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在一次文艺联欢晚会上，周扬将他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出他的湖南口音，问他，认识贺果吗？他回答说是自己的三哥，毛泽东高兴极了，说贺果同他是湖南一师的同学，还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鼓舞人心，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贺绿汀在街上巧遇三哥，兄弟俩非常高兴。他们一起租住在巨泼来斯路（今安福路）62弄15号。姜瑞芝租住在三楼，她也是湖南人，也是来上海报考音专的。之前贺绿汀在长沙大哥家见过这位齐耳短发、眉清目秀的女学生，她是跟随哥哥一起来的，她的哥哥和贺绿汀大哥是好朋友。还知晓姜瑞芝毕业于邵阳爱莲女子师范学校，是一名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学生。1926年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在长沙江面上挑衅，随后沿江而上，在四川万县制造屠杀我国民众的大惨案，消息传来，激起湖南人民极大的愤慨，于是爱国青年火烧英商福记煤油公司的储油库。看上去温文尔雅的姜瑞芝嫉恶如仇，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到上海后，贺绿汀就为她补习和声和钢琴，慢慢建立感情，成为终生不渝的革命伴侣。
一天，贺绿汀从外面回家，看见门口站着形迹可疑的人，原来是三哥刚被国民党特务抓走。经打听三哥被关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当时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又称龙华监狱，设有男牢、女牢和刑场，被逮捕的共产党员以及爱国人士就关押在这里或被枪杀。贺绿汀心急如焚，四处奔波，几乎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托关系去疏通营救，但最后三哥还是被判了刑。
大难不死
1988年8月29日，我曾参加庆祝贺绿汀从事音乐活动65周年茶话会，贺老谈到他主持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特色，就是成立了附属音乐小学，还说这是受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要从小培育音乐人才思想的影响。
1939年夏天，在中共南方局支持下，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碚创办育才学校，他为这所学校所制定的教育目标是：“引导学生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侵略的小战士。”育才学校按照学生特长和爱好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要求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入抗战活动。学校还模仿延安大生产运动，组织学生上山开荒种田，力求做到自给自足。总之，这是一所新型的进步学校。中共南方局很关心这所学校，周恩来、邓颖超曾来学校参观和作过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勉励育才学生努力学习，为真理而斗争，为新中国的远大前途而斗争。报告会后，周恩来还在学生笔记本上题词：“一代胜似一代。”
当时育才学校设有音乐、戏剧、文学、舞蹈、绘画、社会等7个组，分别由章泯、艾青、戴爱莲、陈烟桥、孙铭勋等担任主任。贺绿汀应陶行知之邀担任学校音乐组主任。在贺绿汀悉心教导下，培育了一批音乐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曾经担纲中央乐团指挥的陈贻鑫，就是贺绿汀在育才学校培养的学生之一。
这段时间，为了教学方便，贺绿汀和姜瑞芝带着女儿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农民家中。贺绿汀作为一名著名音乐家，有较多社会活动，常常乘坐民生公司客轮往返于重庆和北碚之间。这段水路虽不长，但嘉陵江水流湍急且有暗礁，船只航行有颠覆之虞。1941年7月18日，贺绿汀和育才学校雷会计乘坐客轮自渝回北碚，他们同坐在船舱中一条板凳上。当客轮开到水流湍急、布满暗礁的磁器口上游时，不幸触礁沉没。当时船上约有200余人，绝大部分乘客迅即淹没于急流旋涡之中。客轮遇难噩耗很快传至重庆，陶行知得悉贺绿汀等人也在遇难船上，心急如焚、寝食难安，立即派学生俞华赶往出事地点。俞华接受任务后，星夜出发，翌日清晨到达磁器口。尚未到达现场，远处就传来呼天号地的哭喊声，遇难家属纷纷跪伏在嘉陵江边的一具具尸体上，失声痛哭、悲痛欲绝。俞华仔细寻找，终于找到全身水肿且已经变了模样的雷会计，随即向民生公司派出处理善后事宜的职员办理了认尸手续，然后又继续寻找贺绿汀，就是不见踪影。
据俞华说，他当时已经到了绝望的境地，因为熟谙水性的雷会计都遭遇不幸，遑论不会游泳的贺绿汀，岂有生还可能？他内心顿时涌上一股难言的悲痛。正在此时，忽然听说在20多里外救起过一个落水乘客，他抱着一丝希望赶过去，终于在一户农民家找到了贺绿汀，不由大喜过望。一见面，贺绿汀就告诉他说，轮船触礁沉没的那一瞬间，自己手里拿了本乐谱赶紧抱着一块木板，随江漂浮，不久被一条小船船夫发现而救起。在农民家稍事休息后，俞华护送贺绿汀步行至沙坪坝，然后转乘公共汽车回到重庆战事教育社。陶行知一直守候在战事教育社焦急地等候消息，见到贺绿汀脱险归来，他和戴伯韬等人纷纷额手称庆，并开玩笑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师生情谊
著名报人严怪愚是贺绿汀的学生，在他人生最困难时刻，贺绿汀老师曾经施以援手，令他感激涕零。他和贺老师同为湖南邵东县人，1921年在家乡灵山寺学校读书时，贺绿汀是该校教员。严怪愚有一副好嗓子，贺老师称他为 “过山的”，意思是在山这边唱歌，山那边也能听到，贺老师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歌手。
严怪愚系我父亲王敏的领导，抗战时期我父亲自上海流亡至湘西沅陵，经中共党员周汉平和周艾从推荐，他和冯英子吸收我父亲参加《力报》，从此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当时《力报》被称为“湖南的《新华日报》”，严怪愚、冯英子分任报社社长和总编辑。1983年10月，严怪愚来沪参加贺老从事音乐工作60周年纪念活动，下榻于武康路冯英子（曾担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当时为《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寓所，我跟随父亲几次拜望他，听他叙述与贺绿汀的师生情谊，他还说自己那不畏强权的性格是受了贺老的影响，一件件往事向我们娓娓道来，感人肺腑，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有媒体说，严怪愚是与范长江、邹韬奋、胡愈之、陈农菲等齐名的新闻记者。1935年严怪愚毕业于湖南大学，先后主编过长沙和沅陵的《力报》《中国晨报》《长沙实践晚报》等。甫入新闻界，他趁赴沪采访时拜访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他说：“做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此话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抗战爆发，湖南记者赴前线采访的，他是第一人，采访过台儿庄战役，参加过徐州突围战等。汪精卫叛国投敌时，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压制消息，范长江把消息传递给严怪愚，他当天就在《力报》撰写《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是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丑闻第一人。他还揭露过广西所谓“模范省”内幕，写了《春草遥看近却无》通讯，引起白崇禧的忌恨。1928年严怪愚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却组织关系，但他始终对党充满感情。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中共代表团撤离上海时，因时局紧张许多同志不便前往送行，火车站台上只有一位送行者，就是严怪愚。第二天《申报》消息称：“昨日中共代表团成员全部离沪，只有《东南日报》特派员严怪愚先生一人在风雪中送行。”1949年夏季，他参加党领导的湘中第二支队，奉组织指示，策动了国民党永宝（永州和宝庆，宝庆即今邵阳）司令部司令魏镇起义，为解放湖南邵阳、邵东作出了贡献。
1950年严怪愚担任湖南大众报社副社长，后离开了新闻战线，去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大）任教。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时被下放到学校农场放牛。
1960年，严怪愚患上浮肿病，需拄杖而行，而此时他每月工资仅60元，难以维持六口之家的生活。一个冬雨绵绵的上午，门外传来邮递员敲门声，并说：“严怪愚，汇款单！”严怪愚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雨中的邮递员。他仔细看汇款人一栏，上面赫然写着“贺绿汀”三个字，留言栏写道：“怪愚：知病重，汇上二十元，供买点营养品之用。请好好保重身体。绿汀”。此刻，他眼眶湿润，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文革”中，有人来到长沙找严怪愚外调贺绿汀所谓“叛徒”问题。严怪愚一个巴掌拍在桌子上，桌上正好有一颗钉子，殷红鲜血从他的手掌流了出来。他怒怼调查人员道：“贺绿汀一生革命，他是旧世界的‘叛徒’！”外调人员显然被他的凛然正气所征服，调查不欢而散。1980年贺绿汀回湖南，第一件事就是驱车去长沙马王堆疗养院，探望因病住院的学生严怪愚。师生俩多年不见，热烈拥抱，把臂言欢。
时光流逝，岁月更迭。贺绿汀先生离开我们24年了，但贺老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他创作的歌曲仍为人们喜闻乐见，可以说他仍然活跃在人们记忆里、吟唱在歌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