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是个爱斗蟋蟀的皇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苏州一带便掀起了捕捉蟋蟀的“全民运动”。据明袁宏道《畜促织》记载：一敕至府，健夫小儿，常“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至于溷厕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
清代《王孙鉴》记载了苏州斗蟋蟀的盛况：“江浙风俗，每届秋期，率以蓄养蟋蟀比斗取彩。及至深秋，群聚于苏州。开局者预觅宽大棚场，织造府给有告示禁约。其间酒肆茶棚，饭铺点心以及杂卖糖食果饼之类，无一不有。各路斗客，于天将明时，各持蛩灯下比合。”《苏杭斗彩局规》也记载了苏杭一带斗蟋蟀变成了赌博：无赖之徒及无知子弟，各“怀银钱赌赛，设柜抽头。邻省别属，罔不辐凑，每日不下数千人，喧声震动闾閈，及暮即行赌博”。
明宣宗嫌北京一带土质瘠弱，养不出好蟋蟀，便特地派宦官到苏州，命苏州知府况钟采办1000只优质蟋蟀。况知府开始不愿意接受这个差事，一个名叫来福的太监在苏州的六道城门张贴榜示：一只上等货蟋蟀可给白银千两。于是，那些想一夜暴富的人做起了发财梦，许多苏州百姓放下了秋收活计，到处翻墙倒瓦，到田里铲草挖土，以寻蟋蟀，不能亲自找寻的，便纷纷出钱抢购，导致蟋蟀价格猛涨数百倍。
为了讨好和完成任务，拿家当换蟋蟀的有之，弄丢蟋蟀畏罪自杀者亦有之。苏州出现了种种怪事和悲剧。枫桥有个粮长，在市场上看见一只优质蟋蟀，为了完成上司摊派的任务，不得不用自己的一匹马交换。回家后，妻子觉得一只小蟋蟀竟价比骏马，便想窥视一下，不承想刚打开罐子，那只蟋蟀竟跳了出来，一下子逃逸得无影无踪。妻子见闯下大祸，上吊自杀。粮长因既失皇帝贡物，又丧妻子，也跟着自杀身亡。清人蒲松龄写过一篇小说《促织》，开篇写道：“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
宣宗密令在苏州征办蟋蟀，搞得民怨沸腾。有民谣道：“促织口瞿口瞿叫，宣德皇帝要。”清人史梦兰在《全史宫词》中也讽刺了此事：“秋声满院月黄昏，香尽熏炉闭殿门。欲试江南新进种，罗巾轻拭戗金盆。”
老百姓为了捉蟋蟀，无心车水插秧，也无心收割。老百姓相约来找况钟，请求况青天向皇上写个折子，停止征召蟋蟀。况钟从小一直生活在农村，听了乡民的申诉，心情异常着急，立即答应给皇帝上书。有人劝他不要写这个折子：“皇上要的东西谁敢不捐，抗捐是死罪。”况钟说道：“在下为民请命一试。”况钟写了密折和遗书，奏请停止征召蟋蟀。明宣宗收到况钟的奏折后，大怒，召来推荐况钟的内阁首辅杨士奇说：“朕还是太子时，因为好斗蟋蟀，有些人到父皇那里说三道四，把斗蟋蟀当成罪过，如今当了皇帝，朕斗一斗蟋蟀，这况钟竟吃了豹子胆，敢上折子抗征。太可恶了！”
杨士奇不慌不忙地说：“况钟狂是狂了一点，但不可恶，念他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没人能及。”明宣宗打断他的话：“他孜孜爱民不假，就是不爱君王。老百姓尚且有自己的爱好，身为君王居然不能有，况钟哪里把朕放在眼里。”杨士奇又说：“请陛下再看一下况钟的遗书。他请圣上赐死，以此谢罪。”明宣宗翻开况钟的遗书，内容是教育子孙服从君命，做个良民；为人清白，不应得的钱财分文不能取。特别读到“国家表典宪，圣言良镇切”这两句时，宣宗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一个冒死进谏的人，尚不忘调教子孙要显扬国家典宪，听君主的话。明宣宗脱口而出：“况钟真忠臣也！”又说：“朕念他是一位忠臣，赦他无罪。”苏州府从此不再征召1000只蟋蟀。“有明一代，一人而已”，这是《明史》给况钟的至高评语。著名清官海瑞称况钟“胜作十年救时宰相”。
朱瞻基虽然爱养蟋蟀，但却是明朝最后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开创了大明朝的第三个盛世——仁宣之治。他对况钟的要求停止征召蟋蟀的上书，最后曰一个“准”字，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