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813年-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在晚唐，李商隐和温庭筠以词章齐名，号为“温李”；又和杜牧以诗歌齐名，号为“小李杜”。但在诗歌创作上，李商隐的成就超过杜牧，堪称晚唐诗坛巨擘。李商隐的诗，现存约六百多首，有《李义山诗集》三卷，注本以清代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较为详备。
从内容上看，李商隐的诗除了部分应酬之作外，大体上可以分为政治诗、咏史诗、爱情诗、咏物写景诗四类。他的政治诗约116首，内容丰富，涉及面较为广泛。
首先，反对藩镇割据。藩镇割据是唐代中期以后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对此，李商隐十分关注，写了不少反对藩镇割据的诗篇。如《隋师东》通过一次平叛的记述，进而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朝政腐败，贤人失位，认识是比较深刻的。《韩碑》是一首长篇七古，作者除了赞扬韩碑外（韩碑，指韩愈写的《平淮西碑》），还另有政治寄托。七律《井络》《筹笔驿》，则是借历史上割据必归灭亡的史实，警告藩镇收敛野心。
其次，反对宦官专权乱政。这些诗，大都写于大和末年震动朝野的“甘露之变”以后。文宗即位后，想做一番事业，重用宰相宋申锡。由于宋申锡资望较浅，力单势孤，后被宦官排斥，诬告谋反，贬开州。文宗又任用李训、郑注，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投机家，以为诛宦官，合帝意，有利可图，急于成事。于是在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日，李、郑两人预先在左金吾大厅埋伏武士，并上朝奏称厅后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以诱使宦官仇士良等前往观看，乘机杀掉，计划相当周密。可仇士良这家伙运气很好，他去的时候，正好一阵风过，掀开帷幕一角，发现有伏兵，便立即逃回殿上，抢先动手，劫走文宗，并派出禁军大肆捕杀朝官，李训、郑注连同未曾预谋的宰相王涯都被杀了，造成了“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浩劫，史称“甘露之变”。从此，宦官权势更大，文宗被软禁，自称受制于家奴，连周赧王和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都不如。针对这一重大事件，李商隐作有《有感》（五言排律）、《重有感》（七律）等诗，直斥这些出禁文宗、屠杀士民的宦官为“凶徒”，并痛加抨击，表现了不寻常的才识胆略。
再次，寓政治讽刺于咏史怀古，即咏史诗。这些诗，大都把矛头指向皇帝。当时皇帝有一些通病，如好色，不喜听政，荒庸无能；喜游猎；好神仙，求长生。所以李商隐的政治诗，有不少是通过咏史的形式来讽刺皇帝求仙和荒淫误国。如《瑶池》是讽刺唐武宗的，《富平少侯》是讽刺唐敬宗的。其他如《北齐》《南朝》《马嵬》等篇，也都是指斥时事的，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最高统治者。可见，李商隐的咏史诗，并不是为咏史而咏史，而是借古讽今，借史料影射现实的。
最后是反映人民疾苦。在这些诗中，值得一提的是《行次西郊作一万韵》这首长诗，写诗人从兴元（今陕西汉中）回京途中所见的荒凉景象，真实地反映了晚唐社会民生凋敝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史诗价值，可与杜甫《咏怀》《北征》媲美。
在艺术风格上，李商隐的政治诗受杜甫影响，开合顿挫，托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