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02    作者：姚华飞

长征路上的“红小鬼”

罗青长1918年9月17日出生于四川广元苍溪县一个贫农家庭，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89师来到四川苍溪，他和23名同乡一起加入到红军的行列中。到全国解放时，只有罗青长和另外两人幸存下来。而整个苍溪县送去参军的3万多名有志青年，幸存下来的也只有几百人。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苍溪打响了渡江作战第一枪，17岁的罗青长告别故土，跟随部队踏上了长征路。

长征给罗青长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罗青长曾回忆说，长征途中，自己年纪小，由于长途跋涉过度劳累，有时候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红军驻扎在大金山时，罗青长担任武工队队长。一次，他与少先队指挥部的熊作方去崇化县，联络在喇嘛寺的妇女独立连，当他们到达喇嘛寺时，只见残垣断壁、余烬未熄，30多名红军战士全被敌人枪杀。其中有一位是罗青长认识的达县籍女战士高立生，年仅16岁，临牺牲时紧握手榴弹，怒目圆睁，此情此景让罗青长永生铭记。

西安的地下工作

 1938年11月，作为中央社会部的干部，罗青长被派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他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暗地里是吴德峰领导下从事情报搜集、整理和传递工作的情报人员。

西安情报系统负责人吴德峰，在周恩来直接指挥下，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经常向罗青长等年轻地下工作者介绍西安社会各阶层情况，教他们如何适应环境，应付敌特。

随着国民党反共政策的逐步加紧，中共在西安的隐蔽工作也日趋紧张。吴德峰、罗青长等我党情工人员与敌特周旋，活动在间谍的眼皮底下。

那时，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驻地七贤庄1号，是我党在国统区的视窗，也是国民党的心头大患。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在七贤庄激烈展开。敌特工人员在七贤庄旁边的小学设立哨亭，随时掌控院内情况；在七贤庄对面的一所中学也设立了隐蔽的监视点。为了严密监视我方行踪，西安警备司令部以登记为名，闯进七贤庄检查。按照国共双方约定，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枪支、弹药都要上报。敌特一直期望能找到漏洞借机下手，不过由于罗青长的精心布置，每次检查都无懈可击，甚至连子弹都一粒不少。

1939年4月，罗青长根据组织安排，以中尉书记官身份作掩护，打进胡宗南司令部。那时，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机密文件箱，寄存在一个地下党员家里。后来，这个地下党员发生了动摇，说保密箱放在自己家里，会给全家带来杀身之祸，催促罗青长尽快把保密箱取走。

罗青长拿到保密箱之后，赶到预定的接头地点，打算和另外一名地下党员交接。可等了好几个小时，那名联络员也没有来。这时西安全城开始戒严，国民党部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甚至连小学生的书包都要搜查。

罗青长决定利用自己身穿的国民党军官制服强行闯关。他叫来一辆黄包车，把装有机密文件的保险箱压在座位底下。多亏了那身制服，沿途的哨卡并没有过多地阻拦和盘查。在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罗青长一个箭步跳下来，拎着保密箱跑了进去，终于化险为夷。

后来，这个保密箱作为历史见证，由罗青长捐赠给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展览馆。

罗青长在西安潜伏了三年，这段潜伏工作，也让他遇到了风雨同舟的战友、爱人杜希健。1940年，接受完延安社会部服务大队培训的姑娘杜希健，搭乘周恩来的卡车来到西安，被分配在吴德峰情报系统做报务员，由罗青长直接领导。在艰难环境中，罗青长与杜希健朝夕相处，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当时，日寇空袭造成全西安城恐慌，人们四处躲避，罗青长却看到20岁的小杜姑娘神情自若地守候在电台旁，“爱慕之情渐渐升华为爱情”。罗青长、杜希健在雨雪风霜中相识相恋，终成眷属。

随军情报员

1941年，罗青长结束了在西安的潜伏，回到了离别三年的延安，进入社会部的核心部门。他先是担任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秘书，随后进入社会部一室，担任指导科科长，协助李克农等领导同志负责联系指导全党情报系统。

在解放战争期间，罗青长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主要负责敌区情报工作和机要工作。他主要承担情报分析汇总，负责撰写专门的敌情报告，为指挥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因为罗青长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又博闻强记，勤于思考，由他撰稿的《陕西省三青团概况》的调查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同时，罗青长还是有名的“活档案”，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我党各情报系统和主要情报关系如数家珍。毛泽东对党的情报工作甚为赞许，说道，“以后要发勋章首先应该发给这些无名英雄”。

1947年3月18日晚上，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辨，直到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的中央纵队才从容告别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历程。29岁的罗青长既是中央纵队的成员，又是随军情报人员。

当时，胡宗南的部队有20多万人，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纵队只有800余人，面临着国民党大军的围堵和追击，最终化险为夷，其原因既有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不断提供敌方部队动向的情报，也有随军情报员罗青长等对情报的分析、综合、研究。因此，毛泽东、周恩来都曾说过，我们在陕北，天天都有有用的情报，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参与侦破要案

新中国成立后，罗青长参与了侦破国民党间谍企图谋害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破获蒋帮特工阴谋刺杀刘少奇的“湘江计划”案……

1955年4月11日，载着中国政府工作人员、记者及机组人员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在从香港飞往雅加达的途中爆炸失事，机上工作人员大部分遇难。谍报机关暗杀的主要目标是周恩来总理，由于周总理临时秘密改变行程，才躲过一难。

从解密档案查知，“克什米尔公主号”遇袭的元凶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台湾谍报机关。

1955年4月9日，李克农、罗青长根据我情报机关搜集的情报，报告远在昆明的周恩来总理，说“台湾特工极有可能在香港动手”。

周总理打电话给西花厅，要工作人员迅速告诉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国民党特工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知英国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4月10日上午一上班，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将周恩来的吩咐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随即指示欧非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交涉。

张越正告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约翰·曼斯菲尔德·艾惕思：“中国记者十一人明天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到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工将对这些人进行阻挠和捣乱，我们很关心这件事情，请你们转告香港当局……”

然而，不幸事件还是发生了。1955年4月11日，“大约在9时23分（格林威治时间），当飞机在良好天气下在18000英尺上空飞行时，飞机上发生了爆炸……”

1963年，罗青长在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期间，还主持破获了台湾谍报机关“湘江计划”案——企图暗杀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的刘少奇主席。

为了“湘江计划”的付诸实施，台湾谍报机关派上校间谍张霈芝先是赶到西贡，向南越第三工作站面授机宜。张又自任柬埔寨金边组（又称高棉组）组长，用金钱网罗40多名走卒，在金边郊外的一所小屋内进行了4个多月的间谍训练。

张霈芝等特工人员先后制定了几套行动方案，最终决定“挖地道、埋炸药”，在刘少奇一行的必经之路，埋下杀伤力特强的烈性炸药。烈性炸药运抵之前，他们先在公路边租下一栋两层小楼，从底层横向公路挖了一条坑道……

我情报部门侦知敌特的阴谋后，立即通知柬方，柬方建议刘少奇延期访柬。毛泽东征求刘少奇意见后则批示：“按期访问，限期破案！”

罗青长临危受命，亲自担任刘少奇访问团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指挥和协调各方面力量粉碎了台湾谍报机关的“湘江计划”。当时派往柬埔寨方面的我方侦察人员，不仅摸清了当地台湾间谍活动情况，还破译了他们的通讯密码，成功获得参与这次暗杀阴谋的人员名单。

4月28日夜，根据我方提供的情报，柬埔寨警方逮捕了张霈芝等46人，并全线封锁从波东国际机场通往市区皇宫的长堤公路，在一栋两层楼房的地下储藏室里，发现了一条坑道，坑道深15米，一直通到公路底下，里面已经安放了两箱TNT炸药，还有一大卷电雷管和一批挖掘工具。敌特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迎接刘少奇的车队经过时，按动电钮，进行爆破。台湾方面给他们的指令是：“切实了解刘少奇座车的行列位置，不论车上有无西哈努克，均应断然执行。”台湾方面还强调：“如若坑道爆炸不成，即执行第二方案，待刘少奇游览市区时，投掷手榴弹。”

台湾方面的黄粱美梦终随“湘江计划”的破灭而彻底化为泡影，此时距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只有48小时。

在刘少奇访问柬埔寨期间，为了确保安全，罗青长临时和刘少奇交换了座车。

铭记周总理临终的嘱托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罗青长进入隐蔽战线后，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1952年起，罗青长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又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负责对台工作。

1975年9月4日，病痛中的周恩来看到《参考消息》转载的一篇《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的文章，当即批示：“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醒过来以后，多次提出来说要见罗青长，总理的卫士也给罗青长打电话。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2月20日；上午，体温38度7。约罗青长谈台湾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并进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

据周恩来生前卫士高振普回忆：罗青长到了医院。总理说，真没想到，我一病病成这个样子，咱们抓紧时间谈谈工作。总理关心的还是台湾问题，关心的还是台湾的一些老朋友和为人民做出过有益工作的这些人，嘱咐罗青长不要忘记他们。

周恩来逝世后，罗青长担任了周恩来治丧办公室副主任，他强忍悲痛，送总理走完最后一程。1976年1月15日晚8时左右，罗青长和周恩来生前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一起，登上一架农用飞机，按照周恩来同志的遗愿，将其骨灰撒向祖国大地。

对于周恩来的嘱托，罗青长一直铭记在心，始终心系台湾。1960年，周恩来曾托张学良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转送一封亲笔信：“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罗青长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转达到了张学良手中，又于1992年和1996年两次手书，托人转交张将军。第二次转交，张学良终于看到了，捎信人阎明光带回了他手捧字幅沉思的照片。

2014年4月15日，96岁的罗青长，在北京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