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一条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遭到在苏联留学的董亦湘、俞秀松等坚决抵制。王明一伙便以“反对中央领导”罪名，对董亦湘、俞秀松等人诬陷打击。1933年初，联共调董亦湘赴苏联远东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工作，任远东苏联内务部政治保卫局全权军事代表。1937年，联共当局听信诬告，将董亦湘、俞秀松等逮捕入狱，并公然诬蔑董亦湘等人是“在苏联的托洛茨基匪徒”。1939年5月29日，董亦湘被迫害含冤而死。
男儿从小立壮志
董亦湘，1896年10月23日，出生于江苏武进潘家桥董家旦村。董家兄弟三人，老大彦彬，老二彦标，老三椿永。后来老二彦标到上海打工，改名衡，号亦湘。
董亦湘天资聪颖，13岁进入雪堰桥有名的殷彦洵私塾求学，爱好读书。每到农忙，他都要回家帮忙，常常把书本带到田头，休息时就拿起书看，农闲时更是手不释卷。董亦湘生活节俭，但每年都会利用闲暇时间，赶到40多公里以外的武进县城买书，拿到书就聚精会神翻阅起来，饿了就吃点干粮继续读。一次，他在书店发现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邹容的《革命军》等进步书籍，如获至宝，刻苦钻研，开始接触新知识新思想。当年的中国，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少年董亦湘虽然身处江南乡间，却胸怀大志，非常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他在自己案头的一只笔筒上，刻下了14个坚毅有力的大字：“大丈夫以身许国，好男儿志在四方。”
1915年，董亦湘在家里开办私塾，深受学生们的好评。1918年秋，在授业恩师殷彦洵的介绍下，他前往上海，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字典部的一名助理编辑。商务印书馆不仅是一个文化出版单位，而且是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场所。董亦湘到上海工作后，很快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1919年的“五四”运动，进一步激发了董亦湘的爱国热情，也激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当时公开出版的关于马列主义的中文书籍很少，他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自学英文和俄文。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已经能够借助词典直接研读外文版的马列著作，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
董亦湘平易近人，与商务印刷所的工人往来密切，常在一起探讨革命真理。同时他的组织领导才能也开始展现，吸引了一批人跟随他参加革命活动。董亦湘租借的房子后来就成了商务印刷所革命活动的据点。
1921年初，中共中央专门派印刷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徐梅坤，来商务印书馆发展党员。经徐梅坤和商务印书馆第一位中共党员沈雁冰介绍，董亦湘于1921年4月加入党组织，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著述雄文传真理
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董亦湘利用自己的外语技能，翻译和撰写了不少书籍、文章和演讲稿。1922年，董亦湘翻译的考茨基《伦理与唯物史观》一书，9月7日起在《民国日报》“觉悟”栏目上分40次刊登。连载第七天，他给主编邵力子写信，表达了对译文刊登的兴奋，并论述了自己翻译这本书的动机。不久，这本书由新文化书社出版单行本，董亦湘又撰写了1.6万字的译者绪论，概述了书中的内容，阐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概括了伦理道德和玄学思想，批判了“自由意志”“伟人论”和“唯心论”。此后，他又在《民国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上撰写了不少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传播党的政治主张，扩大党组织的影响。
1924年1月21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与世长辞，上海各界代表纷纷举行追悼大会。董亦湘在大会上发表了《告今日追悼列宁者》的演讲。他追述了列宁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出的伟大贡献，号召大家遵循列宁遗言，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努力奋斗。3月9日，上海《国民日报》在《追悼列宁大会》特刊上刊登了董亦湘的讲稿。4月18日，由恽代英主编的杂志《中国青年》上，刊登了董亦湘撰写的文章《泰戈尔来华后的中国青年》。文章对于泰戈尔的访华言论进行了批评，认为“不但无益于中国的发展前途，或者有很不好的影响”，且董亦湘明确表示，“泰戈尔缺乏激烈的反抗精神，他的行为、他的诗歌，都不能引导他的国民向帝国主义反抗”，而“我们这个时期，所需要的文学是革命的文学，所需要的思想是联合被压迫民族共起反抗国际帝国主义”。董亦湘观点鲜明地阐述了一位中共党员的共产主义精神和爱国文人的民族气节。
7月，董亦湘又在上海夏令讲学会议上以“唯物史观”为题进行讲演，从唯物史观的发现、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进化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到社会进化的史实等，全面阐述了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给人以启迪和帮助。《民国日报》副刊于7月25日至27日，连载他的演讲稿。董亦湘还在夏令讲学会议上演讲了《唯物的人生观》，内容分为人生哲学、自我与社会、习惯与风俗、社会本能与阶级斗争、道德律及其作用、道德律在历史上变迁的原因、变易时代的人生哲学、新道德的产生及成功等8个方面，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人生观的形成、变化及其作用。
两篇演讲稿充分体现了董亦湘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尤其是在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翻译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真经”还真的很少，可供董亦湘阅读的也仅仅是极少部分俄文版和英文版书籍，况且要读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在国内宣传，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董亦湘做到了，这展示了他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及刻苦自学的顽强意志。
投身革命多奔走
1923年7月9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将上海的50多名中共党员，按照居住较近、便于掩护、方便活动原则，进行重新编组，共分成4个小组。住在闸北一带的党员编入第二组，命名为商务印书馆小组，组长是董亦湘，组员有张特立（张国焘）、刘仁静、沈雁冰、沈泽民、杨贤江、张秋人、张人亚、徐梅坤、糜文溶（商务印刷所影印部部长）、黄玉衡、郭景仁、傅立权等人。
为了推进统一战线，会议还决定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以促进与国民党的合作，并发动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力量参加革命运动。沈雁冰任该委员会委员长，张国焘、张太雷、董亦湘、林伯渠、杨贤江担任委员。同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沈雁冰、董亦湘、杨贤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他们成为国民党员后，介绍国民党员中的左派加入共产党，并帮助改组国民党组织。12月24日，中国国民党在南市斜桥湖北会馆召开上海市党员大会，选举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并派出施存统和董亦湘作为大会监视员。同时为了建立党的统一战线，董亦湘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领导成员的身份，先后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等职，频繁往来于上海、无锡、苏州、吴江、丹阳、镇江等地做演讲、写文章，传播进步思想，宣传革命道理，广泛开展国民运动。
董亦湘还受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委派，多次去柳亚子家里访问，为共产党与柳亚子之间建立密切联系打下基础。其间，他结识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秘书毛泽东。为此，毛泽东赠送给他一本亲笔题名的《唐诗三百首》。
1924年4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行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简称上海区委），直接受党中央领导。而原来上海区执委第二组的商务印书馆小组，改称闸北组，归闸北区委领导。此时，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和总务处）的党团员，已经发展到50多人。1925年5月，中共商务印书馆支部成立，董亦湘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任职期间，他先后发展了杨贤江、恽雨棠、陈云、张闻天、孙冶方、赵伯恒等一批同志入党。
董亦湘经常利用工作之便深入基层，到印刷厂生产现场，了解职工的工作情况，做职工的思想工作。原排字车间职工徐耀宗后来回忆道：“董亦湘平易近人，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也没有，遇到一些政治上的问题请教他，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进行解释，使我懂得了好多革命道理。1924年岁末，我由徐梅坤和董亦湘介绍入党。”董亦湘为建党早期壮大党员队伍、促进党的建设竭尽全力，做出了较大贡献。
领导斗争无所惧
董亦湘身体力行，领导商务印书馆职工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各项斗争。为了纪念“二七”京汉大罢工，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的大会。董亦湘在大会上向大家宣讲了“二七”大罢工的斗争情况以及意义，并在老北门举行示威游行。
1925年5月，董亦湘带领商务印书馆的党员和职工，积极参加著名的“五卅”运动，组织宣传队到马路上去演讲，团结党内外知识分子发行报刊，揭露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血腥残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董亦湘和沈雁冰、杨贤江等30多人，还发起组织了“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与国民党右派组织的“上海各校教职员联合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进步教职员组织动员起来，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支援工人罢工。
此后，董亦湘又组织领导商务印书馆全体职工3000多人，为争取改善职工生活待遇，发动了一次反对资方剥削的罢工斗争。为此，商务印书馆临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和纠察队。1925年8月23日下午，罢工职工集中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对面的“东方图书馆”广场上召开大会，当场提出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废除包工头制、优待女工等条件。27日，商务印书馆资方在罢工职工的压力下让步，接受职工们提出的要求。28日上午，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分店全部复工，全体职工在“东方图书馆”广场召开大会，沈雁冰向大家报告罢工谈判经过，解释协议内容，宣布罢工胜利，受到职工们热烈欢呼。
留学苏联含冤去
1925年10月，董亦湘受党组织派遣，与俞秀松一道奔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行的有103人，包括王稼祥、杨明斋、王明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亲自写信给中共莫斯科区委，指定俞秀松、董亦湘等8人为中山大学的学生干部。
董亦湘学习结业后留校工作，与张闻天一起担任中国革命研究室翻译。由于董亦湘对于苏联农业问题很有研究，所以第一个主张将苏联农场改为集体农场。联共中央接受了该建议。董亦湘还经常将《真理报》上刊登的中国共产党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消息和经验翻译成中文，贴在校园里给中国老师和学生阅读。鉴于董亦湘学习成绩优秀、工作积极，于1928年冬被联共中央保送到列宁学院深造。在此期间，王明一伙大搞宗派活动，捏造罪名，诬陷俞秀松、董亦湘等人是“江浙同乡会”反革命集团首领。而时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向忠发，偏听偏信王明之流的不实之词，竟然信口开河说要“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的中心人物予以严厉制裁”。
尽管董亦湘等人顶住压力，写信给第三国际和联共中央以及中共中央，并经第三国际监委、联共中央监委以及瞿秋白、周恩来等参加的中国代表团联合审查，明确指出“都不是事实”，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否定了王明之流对董亦湘等人的恶意诬陷。但最终，董亦湘还是没有摆脱王明之流的魔爪，含冤而死。
1984年5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给予董亦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7年4月24日，国家民政部追认董亦湘为革命烈士。中共武进县委及潘家乡党委为董亦湘建立了纪念碑，陈云题写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