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与年
1934年10月的一天,在赣南山区浓荫蔽日的山路上有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他肩挎一个破布褡裢,手拄一根木拐,脚上穿着一双沾满泥污的破鞋,正蹒跚地向前挪动着。不远处,布满铁丝网的岗哨前,几个国民党官兵正在查验往来的民众。这个扮叫花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德安县国民政府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里的情报参谋项与年……
特科的红队成员
项与年(1894年—1978年),福建连城县人。1925年,项与年在浙江石甲小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后由组织派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等地,担任党支部书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从事秘密革命活动。1927年回国,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住在上海大世界八仙桥。在勃生路(今长寿路)创办复炎小学,担任校长。随后参加中央特科,进入三科,在周恩来、陈赓等领导下从事地下活动,属红队成员。主要任务是惩处叛徒、特务,消除隐患,营救被捕战友、同志,也曾一度到无线电科负责管理电台等。项与年凭着个人的机智勇敢、行动的沉稳坚决、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情报的准确判断,很快成为特科三科“打狗队”的主力队员,参与了营救彭湃、方志敏,惩办叛徒白鑫等一系列重大行动。
1929年,项与年和特科战友在上海霞飞路昼夜守伏,击毙出卖中共领导人彭湃的叛徒白鑫。在沪期间,项与年和在群治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张雪澄等交往密切。1932年,离沪转外地时,便将在上海强恕园艺学校读书的儿子项崇德(项南)委托给沪中华职教社工作的张雪澄代为照料,而自己接受组织安排,化名梁明德,几经周折,打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
这一时期,项与年在上海的工作联系人有王世英、武胡景、刘子华等。与项与年一起战斗的地下工作者有:陈雷、王学文、丘吉夫、卢育生(卢涛、卢志英)、刘秉黎、张晓风、谢祥萌等同志。1933年冬,王世英经武胡景同意,由严希纯在上海与广东军界要人莫雄建立了关系。莫雄是同盟会成员,社会关系多、对蒋介石不满,向严希纯提供了福建事变等情报。1934年4月,莫雄任江西德安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在他的掩护下,王世英派项与年、丘吉夫、卢志英等到德安工作,并以德安专员公署的名义在南昌设立办事处,在九江也建立了工作关系。他们从莫雄和南昌等地地下党那里得到敌人“围剿”红军的情报后,都及时送交组织,有力配合了江西的反“围剿”斗争。
扮作乞丐送情报
项与年在德安结识了生死战友卢志英。1934年夏,卢志英打入国民党江西莫雄任司令的保安司令部,任上校参谋等职。在4个月的时间里,他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网,有骨干项与年、刘哑佛等地下工作者。
1934年9月底,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牯岭的行辕里,召开了一个有200多人参加的高级别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方略。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计划以瑞金为轴心,以于都、会昌、兴国为重点,编织一个半径达300华里的严密包围圈。蒋介石计划集结150万大军进攻中央苏区,每推进500米就拉起一道铁丝网,每推进5000米就构筑一道碉堡线,步步为营,处处封锁,欲在6个月内直捣红都瑞金,将瑞金及中央苏区完全箍毙在重重包围中。这就是所谓的“铁桶围剿”计划,该计划一旦实施,中央苏区的红军将步履维艰、危机重重。
被蒋介石钦点与会的德安专区保安司令莫雄,16岁跟随孙中山闹革命,是资深的国民党员,也是蒋介石拉拢的对象。然而,他更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奉者,是同情革命、亲近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是中央特科的重点联络对象。在上海赋闲期间,莫雄一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安排下,他成为留驻在国民政府中的中共“线人”。他在接受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和第四区保安司令委任状时,毫不犹豫地向中共党组织告知了相关情况,并将与他相熟的多位共产党员安插进了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
莫雄一回到德安就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向项与年、卢志英、刘哑佛等和盘托出,这几个人都是留守在莫雄身边的共产党员。蒋介石的精心部署、各种投入,将给苏区红军带来的巨大危险,让他们心急如焚,决定派专人给党中央递送这一情报。他们先把密件要点用密电发往党中央,然后连夜将文件内容用特种药水分写在四本《四角号码字典》上。闽西山区出生的项与年因为懂得客家话、熟悉赣南地区的人情地貌而被委以重任,他带上字典,扮作教书先生,连夜奔赴瑞金。
从赣北德安到赣南瑞金要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宁都、石城等县市的几十个关卡,山高路远、河谷纵横,为减少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接触,项与年尽量昼伏夜出,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然而以教书先生的身份仍然会被盘查,几本字典也存在被怀疑、被查缴的风险。他在巧妙躲过南昌关卡的盘查后,找来几位地下党员,请他们在自己落脚的德安行署驻南昌办事处缩写了文件内容并密录在薄纸藏于鞋底后,又继续出发。
项与年一路跋涉,越是靠近赣南,封锁盘查越严。进入泰和山区后,每个村子都有“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进出苏区的路被严密封锁着。闯关渡卡成了摆在项与年面前的大难题。他思之再三,钻进山林,抓起一块砖头,紧闭双目,用力砸向了自己的嘴巴,一下,两下,三下……鲜血涌了出来,嘴巴肿了起来,四颗门牙掉了下来……
项与年忍着钻心剧痛,顺势把早已破损的衣服撕扯成了褴褛的叫花子服,用汗血泥污给自己化了一个完美的“乞丐妆”。就这样,他巧妙易容,日夜跋涉,穿越重重封锁,只用了6天就赶到了苏区,把绝密情报交给了党中央。
牯岭会议“剿共”宣言的回音尚在,“铁桶围剿”计划的包围圈还未形成,中央红军就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红军得以生存,乔装乞丐、递送情报的项与年功不可没。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份“四角号码字典”情报时,曾说其功绩实在是巨大的。毛泽东也正是参照“铁桶计划”,率中央红军浴血奋战,突破敌人重围,巧妙地摆脱了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红军得以生存,搞情报的同志功不可没啊!”
父子为国已忘家
在儿子项崇德的眼中,父亲项与年是谜一样的人物。对他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身份是谜,职业是谜,去向更是谜。潜伏上海期间,项与年家中人来人往,可那些叔叔阿姨、伯伯妈妈们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们窃窃私语谈的密事,这是项崇德理解不了的。1936年,项崇德离开上海,到福建长乐县园艺场学习、劳动。
1937年,项崇德也投身革命,开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改名为项南,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后,他辗转多地成为新四军干部。1943年,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风审干运动,人人要说明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父母及本人历史,而项南因为说不清父母的历史、职业而备受怀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接受了各种审查。最后,因得到了一位领导的关照,项南才从旷日持久的政审中走了出来。
1949年初,中央在北平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会议。项南被谭震林指派率华东青年代表团出席。会后,项南因错过东南支队转战的行动,不得不留守后方。在此期间,他偶遇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一番攀谈后,项南被说服脱了军装转到皖北干起了青年团的工作。他初任皖北区青委书记,后来又升为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
“项南找项南”
新中国成立后,化名梁明德的项与年在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担任高级专员。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站起来了,一切都向好发展,项与年才有时间去寻找日思夜想、生死未知的亲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项与年听闻失散多年的儿子在安徽青年团工作,就委托在皖的曾希圣帮忙查找。曾希圣与项与年是老战友,当年在中央特科一起工作过。如今老友相托,他怎会不尽心?曾希圣到处寻找,甚至还郑重拜托项南帮助“梁明德”找失散多年的儿子。可是改名易姓的项与年,哪里知道儿子为了革命也改了名字,也曾寻找过自己的父亲。
项南在接受任务后,还一度跑到机要室去看这位叫梁明德的老前辈从辽宁发来的电报。他在团委认真排查,几经找寻,却始终没有线索。后来,在一次干部会期间,曾希圣又向项南问询找人的结果,项南面露难色,如实汇报说:“您交代此事后,我一直在查找。我询问了许多人,把全省青年团干部花名册从头到尾仔细看了几遍,姓梁的干部有十多个,到底哪一个是您要找的,我也不清楚。您光说姓梁的干部,太笼统了,能不能再提供一些具体情况?”
曾希圣点点头,说:“老梁是福建人,30年代在上海,住在大世界八仙桥一带。”“八仙桥?”项南惊叹道:“真巧,我也是福建人,也在八仙桥一带住过,那地方我熟悉。”曾希圣也感到惊讶,忍不住问:“你家住八仙桥哪里,家里是做什么的?”项南如实回答道:“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父亲是个生意人。”
这个地址让曾希圣顿时瞪大了眼睛,他太熟悉这个地方了,这是中央特科的联络点啊!项南怎么会住在那儿?
随着聊天的深入,种种奇妙巧合让曾希圣感到眼前这个年轻有为的革命干部和老梁关系非同一般。他问:“你父亲朋友很多吧?”项答:“很多,父亲善交朋友。”曾问:“他朋友中有没有一个留大胡子的人?”项南不假思索地答:“有,有,有个大胡子叔叔住我家,还带我逛过大世界、照哈哈镜哩!”曾希圣闻听此言,震惊不已,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想不到此人就在眼前啊!他指着自己说:“你看看,我是谁?”项南不解地端详着这位老领导,过了一会儿后,不禁惊喜地大喊起来:“胡子叔叔!”找来找去,当年法租界里那个项家的男孩原来就在眼前啊!这就是被传为佳话——“项南找项南”的故事。
无人知晓,埋头耕作;鱼翔浅底,星夜上路;以身许国,无我忘家;悄然而起,牺牲奉献。这,正是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们令人感佩敬仰的精神。儿子虽然找到了,但由于工作繁忙,这对久别的父子也只能鸿雁传书,纸上相认。直到1953年,这对为革命双双改名、分离了近20年的父子才得以在北京相见。
1978年,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奋战了一生的优秀共产党员项与年与世长辞。为了理想,他远走异乡,奋斗终身;为了信仰,他隐姓埋名,潜伏敌后;为了使命,他乔装易容、涉险闯关;为了胜利,他抛家舍业、妻离子散;为了家国,他初心不改,无怨无悔。项与年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他传奇不凡的一生,写就了中国革命隐蔽战线的又一篇英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