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21    作者：姚华飞

她是曹荻秋的弟媳，却从未因身份特殊而获优待；她更是一位在白色恐怖时期18岁就加入中共中央特科的地下党员，她在敌特大搜捕前解救了18个党的秘密机关；她与人假扮夫妻从“渔阳里”发出红色电波；她多次火线出征完成秘密任务，她用自己的人生轨迹写下了充满挑战、惊险和传奇色彩的壮丽篇章。她的事迹至今鲜为人知。她就是曾在上海滩为党的事业奔波、闯荡的女战士孟非。

 

火线入党   调入特科

 

孟非，原名孟昭玲，化名张静、莫非等。1914年孟非出生于江苏省邳县（现邳州市）南阵庄一个较富裕的农家。孟非的父亲孟广彩，自作自耕，为人诚恳、忠厚。孟非的三哥孟星野（又名孟昭曙）从中学时代就参加革命活动，对自幼聪明伶俐的孟非影响很大。

1923年军阀混战，瓜割称雄，散兵游勇横行乡里，盗匪霸道四处作恶，百姓遭殃。大哥孟昭坦不幸被歹徒残忍地杀害；二姐惊吓致病，不治身亡；父亲和三哥孟星野被绑架作为人质，逼得母亲典卖了部分田地和家产，才赎回父子两人。这在孟非幼小的心灵深处埋入了对黑暗社会无限的仇恨……

1928年，14岁的孟非为了逃避封建婚姻，向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三哥孟星野求救，当时正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三哥闻讯冒险连夜赶回邳州，把小妹孟非带到上海滩。到了上海，孟非暂时寄住在大姐孟昭珍家中。孟昭珍是一位长期同情、掩护、资助革命的地下工作者，包括陈云同志都亲切地称她为大姐。

随后，孟非由三哥的朋友介绍到一家袜厂当学徒工，她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读书会，跟着人称“湖北三姐”的地下秘密党员程邵贞（1926年入党）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孟非一方面坚持跟三哥孟星野自修，一方面又兼任袜厂夜校教员，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互救会”等活动，是郭英（郭纲林烈士）发起的“美亚绸厂”大罢工的骨干力量。此时孟非年纪小，个头也小，工友们亲切地称她为“小妹妹”。美亚厂大罢工后，孟非感到自己长大了许多，这时地下党让孟非参加法南区（法租界下的南市）区委工作。1932年初春，孟非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军民万众一心抗击日寇。孟非依照地下党的指示，与青年朋友一起，多次赴上海闸北前线，慰劳蔡廷锴将军的十九路军勇士。同年12月，上海地下党组织在南京路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孟非和一名叫小朱的青年被分配散发传单。孟非拿到传单后，毫无惧色地爬上百货公司大楼把传单分几次从楼顶撒下去。纷纷扬扬的传单雪花般飘落在游行队伍里，引起群众连声叫好。在这次斗争中，孟非的机智勇敢受到地下党组织的奖励，经程邵贞推荐、介绍，孟非被批准火线入党。这一年孟非正好18岁。

1933年初春，在大姐孟昭珍的资助下，孟非和三哥孟星野夫妇在上海八仙桥开了一家炒货店，这其实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随后，地下党组织通知孟非，调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化名张静（对外人称张小姐），对内化名莫非（特科上层领导掌握的名字）。孟非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住机关”，负责掩护过往同志的安全，机关设在同仁路，直接领导人是徐强，接头人齐建（朱嘉明，后在北京某部离休），小刘（邱吉夫，绰号小广东，后牺牲），以及后期的老余（徐汉光）。

从有关史料查知，这时的中共中央特科实际上是军委情报部，由原中央特科第二科人员组成，负责人刘仲华（刘子华）、谢甫生，主要情报人员有徐强、卢志英，谢兹山（谢华）、宣侠父、孟非等。

孟非的直接领导人徐强也是传奇式红色特工。徐强，原名徐乙威，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1月到上海。1931年12月中央特科派赴河南从事兵运和军事情报工作，1932年2月，获取国民党河南省全套军用地图和伪80军军用密码上交我中央军委。后又通过策反对象伪80师少将副旅长兼兵营营长惠东升从蒋介石司令部参议杨永泰处获取国民党进攻我江西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计划和“围剿”行动密码，中央曾予以表扬。后因叛徒出卖，惠东升被何应钦电令处决，徐强等人潜身回上海，先后担任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警报工作。

 

将绝密信争分夺秒送至18个“密点”

 

1935年9月，孟非被派往中央特科下属的一个警报站工作。警报站设在延安东路75弄3号楼一个亭子间，警报站领导人徐强，孟非的上级领导人是邱吉夫，秘密联系人化名老丁（刘钊，山东人。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孟非按照组织的规定，每天早上可以出门，但10时前必须回到岗位；家里不能有任何进步书刊，不得与其他人来往，无伦何种情况下，她必须保证身上有3至5元钱作为交通费，出门必须打车。可孟非当时穷得手表也没有，只好把别人送给她的小闹钟藏在手提包里，有时一连几天无钱买米，也绝不动用急用的交通费。

1935年11月18日下午4时许，那是孟非一生都难忘的一天。刘钊突然送来一张纸条，约八九厘米宽，16厘米长的样子，是用毛笔写的“绝密信”。刘钊心急火燎地对孟非说：“出问题了！巡捕房今晚行动，逮捕我们的同志，要抢在敌特前头，尽快按这份名单上的人员，通知他们火速撤离！”这份情报来源是11月18日午后由法巡捕房督察长陈海涛交给钱安澜（解放后在东北大学任职），并紧急转报老丁（刘钊）的，刘钊特别交代：“找到地址后，大门敲三下，开门后不准进去，不管是男是女，都对之讲：‘老家带信来，你母亲病了！快回去！’说完就走，不准停留。”又嘱咐孟非，截至当晚8点停止活动，销毁原件。这张纸上共有18个地址，都是在沪的中央机关所在地，有辣裴德路（现淡水路）、霞飞路（现淮海路）、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拉都路（现常熟路）、打浦桥、善钟路（现襄阳南路）、环龙路（现南昌路）等，并标明某弄某号、楼上楼下、前后楼或亭子间。

孟非接到任务后，打电话叫出租汽车，同时换了件衣襟上绣着小花、玫瑰红苹果绿的旗袍，手上戴着白色手套，拿出一只早准备好的小闹钟（当时没有条件买手表）放在“湖北刘姐”送给她的白色手提包里，安置好报警信号，与刘钊出门，各自从不同方向的弄堂上街。电话约定的“祥生”出租车已停在指定的路口。孟非心急如焚，不管是出租车、三轮车、电车、公共汽车，还有黄包车，逢车就上，一路紧赶，一站接一站地抢时间、争速度，在晚上8点，孟非手中的地址只剩下最后一个了，这第18位居然是她三哥孟星野所驻机关“密点”。孟星野的工作“密点”在甘司东路（现嘉善路）一家理发店的亭子间，距这里不远处有一个法国公园，这样有情况便于撤退。孟星野在特科的工作是负责上海国际交通，掩护职业是船上茶房，这次他刚从海参威完成任务回来。“虽然超过了8点，我也要拼着命，冒着生命危险去通知他，就是牺牲也要死在一起！”孟非心里这样想。孟星野的窗口做了报警的暗号，在窗口挂着一件东西，进弄堂就可以看到，如果窗口挂的东西不见了，就是出问题了。

孟非十万火急地冲到甘司东路理发店，从店堂窜到后弄堂，看到楼上联络暗号仍在，立即从后门上楼拉着孟星野，撤除了暗号，增添了报警信号。兄妹俩手拉手、依偎着如同一对恋人漫步出了弄堂。就在这时，前来搜捕的法国巡警也赶到了，好险啊！

就在这一天，有一处机关，孟非上楼敲开门，从隙缝处告诉室内人“母病速回”的消息，其人目光非常淡然，对险恶的处境仿佛与己毫无关系。孟非下了一半的楼梯，又疑惑地上楼，认为他可能没有理解自己的意图，又重新叩开了门，说道：“你母亲病了，赶快回去！听懂了吗！？”对方简洁地说：“明白！贵姓？”“免贵，姓张！先生台府？”回答：“姓李。”随即孟非就撤离了。

解放后得悉，在1935年11月18日由孟非通知的18个地址中脱离危险的部分同志有：齐建（原名朱嘉明，北京某部离休）、吴竞竞（原大连市委、统战部部长）、金树望（原国家计委主任）、施月琴（原江苏省纺织厅副厅长）、孟星野（孟非三哥，1946年牺牲时任泗洪地区公安局局长）、李辛（孟非的嫂嫂，原南京农业大学组织部部长）等。

 

秘密任务“渔阳里”的红色电波

 

经历了11月18日事件后，党组织对孟非更加信任了，决定让孟非去完成一项秘密任务。

为了完成这项特别任务，党组织让齐建（朱嘉明）给孟非一些钱，去购买一两件漂亮的衣服和大衣，买一双漂亮的高跟皮鞋，还让孟非把头发也烫了。过了数天，组织上又让齐建和孟非一起学跳舞。他们一直到霞飞路一家舞厅学跳舞，学了两周时间，总算学会了。

为了这项任务，孟非准备了一个多月时间。任务来了，组织上让孟非和徐光汉到大世界附近的一家大饭店去接待一位老先生，这个老先生个子不高，身穿灰色长衫、黑色马褂。见到老先生后，徐光汉把孟非介绍给他说：“这是张小姐，舞跳得很好。”老先生便和孟非握手，但没有讲这位老先生是什么人。

徐光汉和孟非陪同老先生到一家舞厅，呆了一会儿，又转了一家舞厅。前后跑了三四家舞厅，最后将老先生送到离大世界和南京路不远的一家大饭店的一间豪华房间。徐光汉和老先生留在那里。

“你的任务完成了。”徐光汉对孟非说，“你可以回家了！”孟非一个人返回家中。几十天的紧张情绪过去了，孟非完成了一项重大的接待任务。

这位老先生是什么人？当时孟非一点也不知情。直到解放后她才听说：这个老先生是两广派来的代表，专程来上海是参加与党中央的专项谈判的。

1936年春，组织上又交给孟非一项特殊任务。以家庭形式掩护我党的秘密电台和来往同志的安全。临时家庭一共由三人组成：22岁的孟非，对外身份是张太太；13岁的张莺（后为孩子剧团成员，曾任重庆市文化局局长），对外身份是孟非的妹妹；报务员小张，对外身份是孟非的丈夫。

电台设在霞飞路“渔阳里”一座民宅的二层楼上，只有一间“统楼”，家具都是在房东租的。孟非在房中摆了一个屏风，她和张莺住里边，报务员小张住外边。每天早上天还未亮，孟非就听见小张在屏风外冻得咝咝地直抽冷气。原来小张只穿一套西装，春寒料峭，常被冻醒。孟非不忍心，就悄悄让张莺把他们的毛毯拿去给小张。

张莺年龄虽小，但很聪慧，除跑交通、传递情报外，还要兼作伙食采办。房东太太很关注他们三口之家的菜篮子。因为住在中上层人士的豪华地段，过分节俭会引起怀疑的。当时，组织上经费又十分拮据，她每次仅买一两条不大不小的鱼，或两三两肉，铺在篮子的蔬菜上。洗菜总是在楼上，惟恐被房东看出破绽。

初夏的一天，闷雷翻滚。这种恶劣的天气，原则上是不宜收发报的。交通员张莺接到一份有“急”字的电文，孟非冒险架设天线立即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又嘱张莺到马路对面放哨，以防不测。

电文发报完毕，刚关闭电台，在收回天线时又一阵剧烈的响雷，随之一团火球霹雳而至，孟非和发报员小张均被雷击倒在地。万幸的是只受点灼伤，未危及生命与酿成火灾。事后，上级考虑到该电台虽设在租界，但鱼龙混杂，决定停用。

之后，电台撤除，三个人分别调往别处，从此，孟非和张莺再也没有见到过报务员小张。“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来自何处，如今安在。屏风外咝咝抽气的声音，我们仍清楚地记得，那是我们用生命建立的友谊啊！”解放后，孟非和张莺经常回忆这段“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故事。

全国解放后，孟非与丈夫曹心哲准备回上海，时任西南服务团团长的曹荻秋极力挽留，说道：“上海大批干部纷纷入川工作，你们还想到上海？目前需要干部，我看还是留在西南吧！”

从此，孟非和丈夫曹心哲扎根在重庆，1955年丈夫因病去世。“文革”期间，孟非因曹荻秋受到牵连。作为一个“老特科”英雄，她一直在公交系统当一名普通干部，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孟非才得到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