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个封建王朝的兴替中，统治者为了捍卫自己来之不易的政权，又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更为了顺利统治百姓，将各方面阻碍其发展或向背的文化知识，列出各种各样的书籍作为禁书。
中国禁书始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这一黄金思想时期，这是中国古代禁书开端，到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文化浩劫。
秦朝丞相李斯列出禁书四条：一是“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就是除秦朝的史书外，所有当时六国的史籍统统毁掉；二是“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官方虽可保留一些儒家典籍，而普通百姓则统统不允许收藏《诗》《书》，必须交给地方官烧毁；三是“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两人在一起碰面时谈谈《诗》《书》便会遭到当众处死，小吏不报者同罪，此令下三十天里有胆敢藏书不烧者，便刺墨破相发配边城去做苦力；四是“所不去者，医药、卜笠、种树之书。若欲有学，以吏为师”，但此类书流传于后世的也很少。李斯提案一经秦始皇批准，马上变成了一道严酷法令，致使“焚书”后，秦代的专制统治氛围更为浓烈，“坑儒”恶行时有发生，被万世唾骂。
秦国用强有力禁书做奠定国家执政的基础，禁书以《诗》《书》两部为先。《诗经》在先秦时被儒家奉为经典，作品中有兴、观、群、怨内容，它分明是倡导重礼仪、重人生哲理、重历史分享、重文学启示人生、重政治规范等学说，却触动了法家提倡的严峻法、重当世、重刑罚、君权至上等言论，《诗经》成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禁书之一。
《书》即《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由历史文献汇集而成的重要著作。上记虞舜原始社会末期，下讫春秋时秦穆公，按年代来分，可分成四部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前两部书由传说整理而成，后两部书绝大部分为当时所作。《尚书》在先秦时两遭禁毁，原因是其中上古诸王的治世理念，与秦始皇的统治思想与执政执纪理念相背，当然不能任其泛滥、流传。
公元646年，唐王朝时期偶然发现一本《三皇经》，唐太宗李世民追查此事，要求搞清此书的真相。《三皇经》非单纯鼓动平民起来造反的小册子，区区仅十几页文字，实际上同佛教与和尚尼姑吃饭问题相关。追究下去也只能以《道德经》替换了《三皇经》作为寺庙与师姑堂中的戒法。皇上至此调查也仿佛无所谓了，并下圣旨：“《三皇经》文字既不可传，又语妖妄，宜并除之。即以老子《道德经》替处。有诸道观及以百姓人间有此文者，并勒送省除毁。”然后，一把火将集中起来的《三皇经》烧尽，而道士也将新换成的《道德经》念得头头是道，不亦乐乎，照过他的和尚生涯。
公元653年，唐高宗永徽四年，制定了官方法典《唐律疏仪》，对贞观时的《唐律》中相关禁书条例作了阐释。这部唐代各级官员必备的注释法典，有涉及禁书的《职制》卷中第二十一条：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其纬、候及《论语谶》不在禁限。这所禁范围将天文、历法等均归为“造妖言”要判徒刑二年，由此可见天文、图书、谶书、兵书四类书被禁，在中国历史上确有此事。后面开禁之书有“医药、卜笠、种树”之类，开开禁禁也成为统治阶级上层的“政绩”。在文化传统的禁书风潮中，靠禁书禁锢人的思想成为历朝执政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法宝，像汉代在绝大部分统治时间的大气候下不禁书，成为不可多得的一个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