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24    作者：徐 鸣

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

 

当年的股票

 

西方国家的证券交易市场，一般是先有发达的公债交易，然后才有发达的股票买卖。然而在近代中国，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特殊性，最早的有价证券及其交易却是从股票起步的。

 

清末国人始炒股 

19世纪70年代，因为鸦片生意已由盛转衰，利润逐年下降，魔鬼一般精明的洋商开始将从贩卖鸦片获取的资金投向适合通商口岸发展急需的金融、交通等新式企业上面。那些企业多按照西方模式，以股份制的形式现身。于是，一种新的金融衍生品，即洋商企业股票在上海市场问世。而股票的价格，会随着企业经营的好坏以及投资者的好恶上下波动。比方讲1864年，利华银行面值10镑的股票，在上海的市价为25镑；有利银行面值25镑的股票，最高被炒到70镑；旗昌轮船公司因经营有方，股票价格不断上涨，1870年11月面值为100两的股票，仅过3个月便被炒到134两。虽然那时没有所谓的证监会，也没有多如米店的券商营业大厅，但因为股民收益匪浅，不论是在沪洋行大班，还是买办、商人和官僚甚至普通市民，纷纷冲进证券市场竞相抢购股票，炒股一时成为时尚。

当年的报纸也同现在一样，会特地开辟专栏，介绍股票分析行情判断走势。华文报纸《上海新报》，自1871年起专门辟出版面登载股票行情表。股票市价涨跌不一，上下落差较大，表明当年上海那些洋商股票交易非常频繁，证券市场上每天股票交易额数以百万计。火爆的股票交易有时一直要忙到深夜才告休市。

既然股票这么吃香，专门从事股票买卖的商家就应运而生。1869年，在二洋泾桥（今四川北路）北堍，出现了沪上第1家专营股票买卖的商号——英商长利公司。不久，又有英商柯希奈·史密斯公司、苏利文·勃兹公司和安德生公司相继开业。这种公司名义上浪头很大，其实最多只有1到2个办事人员，有的甚至是老板为了节省开支亲自上阵。

 

华商企业首次公开募股 

西风东渐。华商发现洋人搞的那张小纸片（即股票）是个好东西，容易募集到资金，为企业发展提供活力，于是也动起股票的脑筋。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集资的股份制企业。其后，开平煤矿（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荆门煤铁矿（1879年）、平泉煤矿（1881年）等官督商办企业陆续成立。那些企业均将募股集资的重心放在上海。经过短暂发展，到了1882年，上海华股市场阶段性繁荣，速度远远超过早期的洋股市场。

正因为19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股票交易市场迅猛发展，因此，1882年10月24日，诞生了类似于现在证券交易所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对于股票，凡买进卖出，均由该公司给予发票一纸。3个月后，凭发票到公司扣还两成回佣。所买卖股票的名称和价格，都通过合同议定，如期履行，不得毁约。不过这个上海滩上最早进行公开买卖华商股票的机构，在1883年金融风暴冲击下倒闭。而股票持有者更是损失惨重，甚至连平时素有信誉的招商局股票也低到无以复加地步，其余的股票可想而知，形同废纸。

 

股票商业公会成立

1894年甲午战争后，出现投资开厂热潮，华商们好了伤疤忘了疼，又有民族工商企业如大生纱厂、商务印书馆、江浙铁路公司等的股票进入市场。1907年，袁子壮、周舜卿等重议创办股票交易所。因清廷未加提倡，而商人们对于交易所均视为无足轻重，致使建议未果。其后，随着华商股份有限公司的不断出现，股票受让行为增多，交易日盛。于是买办王一亭、郁屏翰发起，在南市关桥开设了专营证券的公司，叫“公平易”。不久又有买办孙静山发起，在二马路（今九江路）渭水坊开办“信通公司”。此刻，上海滩上也冒出来华人股票掮客，其大都另有职业，如茶商、钱商、皮货商等，仅以证券买卖作为副业。此类掮客，为数不多，通常以茶会形式进行交易。每日午前假座茶馆聚会，洽谈股票交易，由此形成松散的股票掮客组织。1910年茶会设在南京路的“惠芳茶楼”，1913年迁至四马路大兴街（今福州路湖北路口）。

1914年，上述交易组织，在原来信通公司基础上，成立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初期只有会员十二三家，后来增至60余家，仍旧以二马路渭水坊为会所，并设立证券买卖市场，但还是沿袭茶会制。不过各项规则与规模逐渐形成，做到集合有一定场所；交易有一定时间；买卖有一定办法；佣金有一定数额。挂在该公会交易的股票分别有招商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华书局、大生一厂、汉冶萍等20家，后来又增加南洋烟草等。随着该公会业务蒸蒸日上，会员获利颇多，原本以股票为副业的会员纷纷改行以炒股票为主业，且在各自店铺门前挂牌设立股票公司。于是在福建路、二马路、三马路（今汉口路）一带举目皆是，蔚为大观，成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活动中心，1920年7月1日成立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滥觞于此。

 

股份公所出笼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沪的外资企业鸟枪换炮，如上海自来水公司等企业因业务发展，公司总部从英国伦敦迁到上海，证券市场上股票品种逐渐增多，股民的投资欲望更加旺盛。据1881年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第一届股东大会报告，要求入股者远远超过发行的股票份额，很多投资者是具有一定“立升”的银行家和商人。在这种“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发股票，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的氛围里，在上海的洋商股票掮客于1891年联合组织了一个证券掮客公会，叫“上海股份公所”。该公会章程规定每个会员应交入会费25元。另外再交常年经费10元。这些会费和经费，专门用于印刷相关文件以及公会租赁房屋。

1896年至1897年间，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发行股票的20多家外资公司，一半以上的股票价格超过面值，如上海兰开烟草公司股票，1年之中升值四五十两；上海自来水公司、鸿原纱厂因盈利丰厚，股票升值幅度也较大，股票买进卖出颇为闹猛。1898年，上海股份公所重新修订章程，规定会员入会费增加到300元，常年费增加到30元。公所专门设置1个专职人员，由路透公司经纪人斯考特担任。

1900年，上海股份公所的多数会员决议在英商总会内租几间空房作为所址。从此上海股份公所算是有了固定的室内交易场所，改变了以前在英商总会大厅里或者在汇丰银行的室外阶梯上乱哄哄站着进行交易的状态。过了两年，因为嫌英商总会的房间光线太暗，且蚊子太多，坐在那种环境下做股票买卖实在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所以公所又搬到亚当姆逊拜耳洋行。这时上海股份公所已统一规定掮客收取的佣金为交易额的百分之一，由卖出股票的一方支付。1903年，上海股份公所有会员提出将公所改组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经过商议，该提案获大多数会员同意。1904年公所根据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名称变成“上海众业公所”，翻译成英文是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海众业公所刚成立时，共有会员50人，入会费规定每人100两。新会员入会条件非常严格，除了本人身价达到1000两以上，且有3人作保外，还必须在公所的书记处存银5000两或价值5000两的有价证券。1909年上海众业公所迁至黄浦滩（今中山东一路）1号，规模非同昔日。

上海众业公所开张后，股票交易品种增加不少，有中国及远东各地的外资企业的股票和债券；中国政府的金币公债；租界当局发行的公债；南洋各地的橡皮股票等（橡胶在清末被称为“橡皮”）。其中大部分股票属于“国际板”。

 

全民买卖橡皮股

说来难以置信，那年月南洋有三分之一的橡皮企业在上海上市，上海滩俨然成为全球橡皮行情的风向标。

20世纪初，因为交通工具的变革改进，尤其是汽车工业快速发展，国际市场上对橡皮的需求急剧增加，但橡皮的生产和供应由于自然条件和生产技术的限制，短时期里极难满足，造成供不应求，国际市场上橡皮的价格不断上涨。每1磅橡皮的开采成本是1.6先令，市场价却是12先令，差额高达7.5倍。利润如此丰厚，自然引起资本追捧。1903年由麦边洋行在上海成立“兰格志拓殖公司”。兰格志系一个橡皮产地的地名。英国人麦边大肆吹嘘其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开辟橡皮园、开挖石油和煤炭、采伐木材。兰格志发行的股票可以在外资银行按票面押借现款。实际上兰格志是个皮包公司，根本无资金来源，更谈不上种植橡皮树和开采石油，纯属空麻袋背米。

1909年，全世界橡皮价格新一轮上扬。上海证券市场的橡皮股票一步不落跟风。开发橡皮园的洋商和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橡皮致富神话吸引更多的橡皮公司赴沪上市，仅仅1910年6月一个月，就有多达30种新的橡皮股票在上海众业公所挂牌交易，圈走的资金高达1350万两白银。那些上市的橡皮公司规模不一，大的在南洋拥有5000英亩以上的橡皮园，市值180万两；小的只几万两市值。

仿佛苍蝇爱叮臭肉一般，洋行大班纷纷涉足橡皮行业。汇丰银行、怡和洋行等不少著名的外资企业，都有高管不惜辞去高薪职位转而开设橡皮公司。在资本运作加速的同时，橡皮公司的“生产线”也开始加速。少数掌握资源的跨国大公司，跑到南洋大量圈地，甚至连橡皮树苗都还没种下去，就把这些虚无缥缈的“橡皮园”转手卖给上海众多所谓的橡皮公司，以换取相应的股份或者直接收取现金。在巨大利润诱惑下，钱庄、票号等中资金融机构头脑发热推波助澜，用降低贷款门槛方式，或者给股民提供信用贷款，或者接受股票质押贷款，或者间接参与炒股。更严重的是有钱庄胆子大到赤膊上阵，利用自己的信贷优势，大发庒票（等于自家印钞票），直接加入炒股大军行列。

橡皮股票引发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全民炒股。上市的那些橡皮公司为了适应大量普通的大清股民的需求，将原来50两或100两的股票面值，拆细扩股调低到10两甚至5两一股。另外为了鼓动低层次的民众进入股市，允许股民可以分期付款，即只要少量首付，就能持有股票。当时就有有识之士在报纸上一针见血指出：股市是张巨大的麻将台。无论国有企业、公私合营（官督商办）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是作为赌具的筹码而已。

上海滩系冒险家的乐园。麦边一眼看准这是一次发大财捞外快的极佳良机。因此他充分施展投机伎俩，暗中联手外资银行坐庄，声称兰格志公司在澳大利亚种有大量橡皮树，借机滥发股票，且花言巧语其股票每年所分红利高达45%。股民们瞧橡皮股票赚头那么好，一些外资银行如麦加利、汇丰、花旗等都同意给予押款，信用坚实可靠，就争先恐后抢购。兰格志股票价格直线上升，面值仅为10先令的股票，还未标价上市，已经有人愿以70两银子承购，超出原始价高达六七倍以上。为防止承购者生疑，老奸巨猾的麦边装模作样每3个月发放1次股息。受表面现象蒙蔽，兰格志股票热得发烫。其他洋商、洋行眼瞅有利可图，也竞相在上海开设橡皮公司。每当一个经营橡皮的公司新开张，其股票必定非常抢手，要不了三四天，公司募集的股本便滚滚而来。

广大股民买橡皮股票如痴如醉，有公馆里的太太小姐当首饰卖钻戒的；平民百姓省吃俭用的；山西票号上海钱庄老板腰包鼓鼓的；前朝官吏赋闲隐居的；甚至寓沪多年的洋人也劲道十足。就连位高权重的会审公廨（即租界法院）法官关桐之，买涨不买跌，到处托人情才买到一点原始股。买进时30两银子1股，最高涨到90多两。许多洋人晓得关桐之手里有股票，竟拿着支票，一路跟到家门口，只要关老爷肯出让，马上签支票成交。

在这场疯狂的橡皮股票炒作中，上海钱庄可以调动的资金几乎全部冲了进去。据统计，华商投入上海证券市场的金额约为2600万两至3000万两；投入伦敦证券市场的约为1400万两，总数加起来高达4000万两，相当于时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股市里1人赢、2人平、7人输，从古至今不例外。股灾总是在绝大多数股民一致看多、股市泡沫越吹越大情形下不期而至。1910年6月，随着伦敦股市暴跌，上海的橡皮股票全线崩盘，股价一泻千里，从每股90多两，直跌到两三两。滑头的洋人如麦边之流，早就抛出股票落袋为安，于1913年在黄浦滩路（今中山东一路）1号，用橡皮股票中赚得的股民血汗钱，建造了一幢西洋气派十足、简繁相宜、华贵典雅的大厦（先叫麦边大楼，后叫亚细亚大楼，人称外滩第一楼）。而木知木觉的几乎全是中国股民。直到倾家荡产方才恍然大悟，这是个麦边设的大骗局，但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