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03    作者：姚华飞

晚年刘人寿

 

他17岁奔赴延安，亲耳聆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教诲，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鼓励他度过了在敌区从事情报工作的漫漫长夜；19岁潜伏敌区，在潘汉年的领导下，进龙潭，闯虎穴，谱写了一曲曲隐蔽战线的精彩华章。刘人寿，这位出生在上海，潜伏在上海，成就在上海，亦安息在上海的中共情工人员，被赞誉为“在敌特刀尖上跳舞”的英雄。

延安相识，接受任务

刘人寿曾用名杨静远、李清风。原籍四川重庆。1920年3月20日出生于上海。父亲去世时他只有12岁，全家只能靠少量积蓄和姐姐教书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母亲得知上海英租界二部局办的格致公学可以为成绩优秀的毕业生介绍工作，便要求儿子前去投考。刘人寿不但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而且有幸成为该校第一位奖学金获得者。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他的爱国热忱和义愤，在进步书刊和朋友的影响下，他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的剧团，积极投入话剧、歌咏、募捐等救亡活动。此时，刘人寿结识了上海务本女子中学学生黄承珍（后改名黄景荷，1921年6月出生于福州市）。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传来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刘人寿更加倾向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他从《抗战》三日刊上读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招生的启事，决心和女友黄景荷等八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悄悄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刚到延安，刘人寿和黄景荷进入陕北公学学习。白天，他们坐在小板凳上，听中组部部长陈云、校长成方吾等党的领导人讲课，晚上在窑洞里讨论交流。当时延安天气多变，他们的生活也很艰苦，但学员们热情高涨。当时，陕公学校党员的身份还没公开，但从行动中他们能猜出谁是党员。刘人寿和他的女友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组织。

陕公毕业后，刘人寿和黄景荷先后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兼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亲自找刘人寿、黄景荷谈话，要他们以《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延安通讯处记者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不久，又介绍他们见了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要他们接受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从此，刘人寿、黄景荷（后结为夫妻）便随潘汉年闯龙潭、探虎穴，开始了出生入死的情报谍海生涯。

在国民党“民权号”军舰上学收发报

1939年初，刘人寿接到姐姐的来信，说她和母亲因生活所迫已逃难到了重庆。姐姐希望刘人寿能来重庆一趟，和分别多年的母亲相见。刘人寿将信转交给潘汉年，潘汉年当时正考虑在日伪控制的上海组建秘密情报网，便让刘人寿、黄景荷利用这个机会先去重庆，再伺机返回上海。同年4月，刘人寿、黄景荷登上军车，来到母亲、姐姐暂住的家中。

“我们要学些本领，以后到上海才能多做工作。”此时，刘人寿得知黄景荷的表哥陈震在国民党“民权号”军舰上任报务员，心想这是自己学习无线电的绝好机会。1939年5月3日、4日，日本飞机连续轰炸重庆，刘人寿以躲避轰炸和学一门技术以便找个好工作为由来找陈震。陈主动带他到停泊在东距重庆30里的唐家沦“民权号”军舰上，并让他住在舰上学习收发报。

依照规定，外人留宿军舰必须经舰长同意。主持舰务的副舰长和陈震是同学，又和黄景荷的哥哥是老乡，平时关系很好，当然愿意做个顺水人情，况且在一起吃喝都由陈震和刘人寿负责。从此，刘人寿就成了“民权号”军舰上的免费“学员”。两个月后，刘人寿已经能每分钟发电码120个，超过每分钟80个的合格标准。他在“民权号”上试发了数组电报，对方表示“新学员发得不错，我们很满意”。

在“岩井公馆”掩护秘密电台

“七七”事变后，为了搜集、分析情报，日本外务系统的日特机关“特别调查所”，于1938年4月在上海宝山路应运而生。“特别调查所”由岩井英一统领，也称“岩井公馆”。

岩井英一是个中国通，汉语流利，曾数次被派任驻渝蓉日本领事机构外交官，时任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虽然职位不算高，权力却很大，上海的日本和汪伪特工组织的活动经费全由他掌握核发。岩井英一对“岩井公馆”时常顾不上，因为他毕竟还有领事馆的其他事情要做，便想寻找一名助手，代他具体管理和运作“岩井公馆”。这名中国通深知以华制华的重要性，特别在收集中国情报方面，中国人更加比日本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他把选择助手的目光投向中国人，几经筛选，能干可靠的袁殊进入了他的视线。袁殊有各种身份——军统、中统、青洪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属潘汉年情报系统骨干。

袁殊原籍湖北省蕲春县人，幼年随母亲迁到上海浦东，1929年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接触进步思想。20岁那年，袁殊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情报组织中央特科的一员。1933年，袁殊奉派打入国民党上海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主持的谍报组织“干社”，担任记者和外论编译社的负责人，用合法身份为中共收集情报。1936年军统头子戴笠知道他是日本通，请他加入军统。袁殊请示潘汉年同意，于是他成为军统国际情报组组长。

1939年，为炸汉奸谍报头目李士群、丁默村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特工总部，袁殊被特工76号逮捕，潘汉年叫袁殊的妻子马景星立刻去找岩井英一设法营救。原来，袁殊利用记者身份早就结识了岩井英一，并成功打入日方情报机构。岩井英一很欣赏袁殊的才干，称他是“值得信赖的好朋友”，早就想拉为己用，当即答应马景星的要求，亲自赶到76号要人。岩井英一为袁殊设宴压惊，并透露了准备请他帮助主持“岩井公馆”的想法。袁殊即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权衡全局后同意了。于是，袁殊就发表亲日的《兴亚建国论》，同时根据潘汉年指令，在“岩井公馆”内成立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并担任总干事，公开当了“汉奸”。 岩井英一把主持“岩井公馆”的任务交给了袁殊。

钻进敌特心脏进行抗日活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必须有一批绝对忠诚的共产党员作帮手。潘汉年随即向远在国统区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求援，要求组织派两位可靠又干练的同志来帮助袁殊，李克农安排桂林《救亡日报》经理、共产党员翁丛六和《救亡日报》电台台长袁德平一块来上海。不久，名记者、国新社香港分社社长、共产党员恽逸群，也被党组织派来上海安排在“岩井公馆”工作。这样，袁殊是“岩井公馆”的内外总负责，翁丛六负责人事，恽逸群负责文化、教育。

在“岩井公馆”主要是掩护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袁殊等共产党人主持“岩井公馆”后，每天抄收延安、重庆的广播，除抄送一份给日本人外，还提供给潘汉年系统，由他们分析筛选后将重要情报发往延安。为了加强电台的收发报工作，通过袁殊牵线，潘汉年同意，又将从香港返沪的刘人寿安排进“岩井公馆”。

“岩井公馆”和其他军事情报机构不同，不搞活动，主要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刘人寿进入“岩井公馆”后，在顶楼安装了一个秘密电台。他每天抄收延安新华社电讯，选择部分内容交给日本人。

在刘人寿的隔壁，有个日本间谍翻译小组。日本翻译遇到无法翻译的汉字，便向刘人寿请教，刘人寿借机获取情报。一天下午，刘被日本翻译叫去办公室回答问题，迎头碰上岩井英一。刘刚走，岩井英一就询问他的日本下属：“这个人经常来这里吗？”幸好日本翻译说：“这个人不叫不来的。”

一天晚上，刘人寿正在顶楼操作电台，突然闯入三个日本海军特工，抄下了电台呼号和波长。情况表明，打入魔窟的中共特工，其实也受到对方的严密监视。刘人寿更加谨慎。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封锁消息。刘人寿从电台抄录到中共中央军委重组新四军的决定，通过日本在上海的报纸捅了出去。其间，他还收集到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和日本南下袭击美国的重大情报，及时发给中央情报部。后来，潘汉年考虑到刘人寿的安全问题，指示他从“岩井公馆”撤出。

依据潘汉年的要求，刘人寿在上海组建秘密电台，分别设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和辣裴德路（今复兴中路襄阳路西）。日本宪兵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地下电台。刘人寿平时发报，都要将门窗加厚密闭，以防电键声和灯光外泄。有时发报的波长不当，会引起电灯闪光。1942年夏，位于贝勒路的地下电台被日本宪兵侦测发现，但没有测定具体在哪个房间，日本宪兵多次进屋搜查，所幸机器藏在夹壁里，没被找出来。

移花接木，智救李白

1942年9月李白被捕的时候，和李白本不是一个系统的刘人寿，却最早得知这一消息。当时，因为刘人寿的电台被敌特破坏，经潘汉年介绍，刘人寿认识了在新闸路常德路一个矮平房里开设“源源无线电行”的涂作潮，希望涂作潮帮忙重建电台，以便尽快和延安取得联系。

一天上午，涂作潮急匆匆地来找刘人寿，说与他联系的一座电台已被敌人破坏，报务员被捕，涂作潮自己也不能回家。这时刘人寿才知道和涂作潮联系的是李静安（即李白）电台。该台设在许彦飞所找的房子里。

李白被捕后，许彦飞和照顾李白夫妇生活的张建石设法营救。因为张建石与刘人寿一部的张建良（华克之）相识，便要求张建良想办法秘密相救。

张建良有位颇有胆识兼富有正义感的黄埔好友，能与日方取得联系，他同意营救李白。但要了解李白被捕后的口供，然后才能采取行动。张建良经过打听，得知李白虽经日方多次刑讯，但并未暴露身份。情况摸清后，“移花接木”的营救方案也成熟了，即把李白电台说成是重庆国民党电台。不久，日方同意放人，由李白夫人裘慧英去76号办了保释手续，才把李白营救了出来。

李白获释后，刘人寿曾奉命征求李白意见：“是要去解放区，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李白说：“组织上认为哪里需要，我就在那里！”从此，李白电台在张惟一、刘人寿的领导下，继续从事地下电台秘密工作，直到李白发出最后一份电报：“等一下……再见！”中共优秀情报员李白被捕牺牲。

第一份提供有关淮海战役的敌情电报

“1948年9月，中情部就收到上海潘汉年系统发来的‘徐州剿总情况’电报。电报内容包括：徐州‘剿总’的范围、所辖绥区、哪些兵团、主官姓名、兵力配备等。电报内容还有：徐州‘剿总’对共军可能发动攻势之估计、‘剿总’之作战意图等。这是淮海战役前，解放军获得的关于徐州一带敌情的情报，最早又比较全面，有利于组织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这段文字出自《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书中提到潘汉年系统所发电报正是刘人寿当年发出的。1947年，潘汉年远赴香港，其在上海的情报系统、电台工作，实际负责人就是刘人寿。

淮海战役前夕，地下党员吴仲禧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职衔被派往徐州“剿总”服务。这样一个重要位置令潘汉年、刘人寿极为欣喜，他们希望吴仲禧尽力在前方多收集情报。吴仲禧找到当年保定军校的同窗吴石，吴石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发了介绍信，要李树正对吴仲禧多加关照。

1948年夏天，吴仲禧到徐州后，受到李树正的热情接待，李树正亲自带他到总部机要室看作战地图。他看到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了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行军反映得清清楚楚。他默记了一部分，第二天他又借口进入机要室，把主要部署用笔记了下来。

接着吴仲禧以看病为名，要求到南京就医。李树正爽快地同意了，并代“剿总”司令刘峙正式批准他回后方。车到南京没有停留，吴仲禧立刻到上海将情报向潘汉年做了口头和书面汇报。

送走吴仲禧，潘汉年立即赶到医院，找到在医院当文秘，同时又担任情报交通工作的刘人寿之妻黄景荷，将写好的情报传递给她，由她带给负责电台发报的刘人寿。

1948年9月发至延安的 “徐州剿总情况”密电，是我军收到的最早最完整的有关淮海战役的情报，对我军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