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春
《吴江妇女》创刊号
张应春烈士手迹
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一大会址”名满天下。马路斜对面的南永吉里(今兴业路205弄)34号、41号,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江苏省党部,也留有红色印迹,共产党人恽代英、侯绍裘、张应春(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中共江浙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等共产党人曾在此工作过。
女校立壮志体校强身体
张应春1901年出生在被历代文人称之为“吴根越角”的吴江。家里书香门第、耕读传家。张应春父亲张农是柳亚子主持的文化社团南社成员,与南社社友一道以文字鼓吹革命。父亲的为人处事、言行举止,对张应春的成长影响至深。而父亲也有意无意地把张应春当作男孩来培养。1915年,张农应聘到黎里女子小学执教,张应春随父亲一起在校住读。张应春初到女校,班上就有同学窃窃私语,以为她父亲就在本校当老师,女儿也许会依仗父势,不守校规,或轻视他人,难与同学和睦相处。但事实却大大出乎同学们意料,张应春为人爽直,待人诚恳,且勤奋好学,成绩良好,数学尤佳,很快便赢得了同学们和老师的好感。少年张应春,人小志大,通过新式教育,懂得了天下人权均等道理,立志以天下为己任。1920年夏,张应春从黎里女子学校高小毕业,因为打小爱好体育,注重锻炼身体,所以很喜欢学校每周两节体育课,特别是体操、游戏等课程。张应春从体育和游戏中感受到体育锻炼的魅力,不仅能使平时压抑的紧张情绪得以释放,觉得身心舒畅,且可培养意志和促进大脑反应能力。张应春认为女子要想与男子平等,必须自己有个好身体。养在闺房里的金丝鸟,怎么经受大自然的风风雨雨?因此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张应春准备报考上海中国女子体育学校。
作为我国第一所女子体育专门学校,中国女子体育学校是在中国体操学校女子部的基础上创办的。1907年11月,徐一冰等8人在本市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华兴坊创办中国体操学校,办校宗旨为“提倡正当教育,发扬尚武精神,养成完全体操教师,以备教育界专门人才”。
当时的中国社会,以“三寸金莲”“纤纤素手”为女子美姿,忽有露足习武、舞拳弄刀者,则被视作伤风败俗之类。然而,中国体操学校的办学者不顾封建势力的阻挠和旧习俗的束缚,勇敢无畏地设立了女子部,旨在“施以适当之教育,养成智识技能完全之女教员”。于是在1908年春天,中国体操学校女子部筹备招生,8月16日开学后即正式定名为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同时,学校搬迁到爱而近路(今安庆路)均益里。所授科目分学科、术科两种。学科有伦理、教育、国文、英语、数学、体育学、绘画、音乐等课程;术科有兵式体操、器械体操(包括单杠、木马、哑铃、棍棒、木环等)、瑞典体操、应用操、游技、教授法、射击术、拳术、武器等课程。学制定为1年半。
1920年秋,张应春考入女子体校后,严格要求自己,经常与来自松江的同学切磋技艺,几乎每天进行体育锻炼:清晨,“闻鸡起舞”练体操、舞蹈;傍晚,“夕阳西下”练棍棒、单杠、哑铃或球艺。由于锻炼缘故,张应春身材健美、强壮,这也为她之后参加革命工作日夜操劳不知疲倦打下了基础。
景贤女中起步革命
1923年秋,经柳亚子推荐,张应春来到江苏松江景贤女子中学任教。其间,张应春利用自己舞蹈和表演特长,协助学校创办人侯绍裘组织学生排练表现婚姻自由的新剧,在当地民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民众深受感动,纷纷送女儿、儿媳和姊妹来景贤女中就读。但是,如此举动显然触动了封建势力的神经,污蔑景贤女中“有伤风化”,在反动势力把持的报刊上造谣攻击。面对封建势力的挑衅,侯绍裘、张应春等并没有妥协,继续组织学生排练了《棠棣之花》《孔雀东南飞》等话剧,在游艺会上演出,大张旗鼓宣传妇女解放思想。景贤女中也因此远近闻名,学生大增,校舍日显紧缺。学校为此成立校舍建筑募捐队。张应春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走上街头。由于募捐队的精彩演讲及体操、舞蹈表演,吸引了松江民众的广泛关注,募捐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响应和支持。
协助党务搞妇女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教训,决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方法,改组国民党,以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国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也随之成立。当时,张应春由侯绍裘介绍,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满怀豪情投身大革命浪潮,并在柳亚子领导下,开展吴江县的党务工作。在柳亚子、张应春等的频繁活动和不懈努力下,吴江的党建工作发展迅速,全县先后成立了城区、同里、盛泽、黎里、平望5个区部。
五卅惨案后,张应春担任执委的吴江第4区分部联合县党部及各区分部、各公团联合发表通电,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收还全国租界及租借地”。6月3日下午,张应春与柳亚子等13人出席第4区分部会议,讨论声援活动,议决由张应春、柳亚子等5人组成演讲队,向群众演讲。当晚,张应春等人就在业余学校举行首场演讲,题目分别是《英巡捕惨杀学生的详情》《现在的国际地位和救国方针》等。演讲者激昂慷慨,甚至声泪俱下;听讲者无不为之动容。黑压压的人群中,有人当场高喊:“外国人岂有此理。”不久,在柳亚子、张应春等提议下,由吴江区教育会发起,召集各机关代表,联合组织黎里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6月30日,经柳亚子、张应春等充分发动和组织,黎里全镇罢工、罢市、罢课,公祭“五卅”殉难烈士。家家店铺前白旗林立,条条标语上“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毋忘五卅坚持到底”赫然醒目。当日的殉难烈士公祭大会结束后,张应春又率领学生,在老家附近乡村游行示威,演讲宣传,并为上海五卅死难烈士家属募捐。张应春带头捐出大洋1块,全镇200多个店铺和个人,共捐大洋338块,小洋95角,钱40文。
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张应春正一步步走向成熟。1925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上海举行成立典礼。鉴于张应春具有坚定的革命志向和坚强豁达的性格,由柳亚子全力推荐,张应春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于是张应春又回到上海,在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指导下开展妇运。她精力充沛,忘我工作,边赶赴苏州、南京等地调查研究,妥善安排全省妇运,边积极协助组织部审查新党员,做好发证工作。张应春常和柳亚子、侯绍裘等彻夜长谈,次日黎明即起,却毫无倦容,受到省党部同事的啧啧称道。
经历了斗争实践考验,张应春由侯绍裘、姜长林介绍,经中共江浙区委批准,于1925年深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热情高涨办妇女杂志
在火热的斗争中,张应春深深认识到革命舆论的重要性,觉得除了省党部应办一份大型日报外,妇女部也需办一份月刊。1926年2月,在同志们的支持下,张应春撰写了一个创办《吴江妇女》月刊的计划,提交中共党团组织讨论,转请中共上海区委批准。3月8日国际妇女节,由张应春担任主编的《吴江妇女》创刊号正式出版,内容主要以介绍国际妇女节为中心内容。因为当时国民党省党部的办公和宣传经费,被盘踞在上海执行部的右派克扣,分文不给,所以该刊的印刷费用,是省党部的一些同志自掏腰包解决的。
翻开杂志,《发刊话》开宗明义指出:“本刊宗旨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推翻旧礼教,要求妇女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虽然文章未署名,实际上出自张应春的吴江老乡柳亚子笔下。
张应春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国际妇女纪念日与吴江妇女》一文。文章开首写道:“列宁告诉我们,全世界的人类有两个阶级——压迫和被压迫。压迫阶级当然就是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等;被压迫者,就是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和弱小民族。但是,我们妇女除了这许多压迫者以外,还要受礼教的束缚、家庭的压迫和男女不平等、经济不独立等,种种的不自由和受压迫。自古至今的女子,在这黑暗的地狱下过着受压迫的生活,苦头不知吃得多少呢?”文章然后指出,纪念国际妇女纪念日的意义,“就是要唤醒一般的妇女,来打倒一切的压迫和束缚我们者”。接着文章分析道:吴江地方虽小,但也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那些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有许多外出求学的,但相当一部分人求学的目的,不过是拿来做招婚广告罢了;她们的婚嫁并不能由自己做主,而是由封建家庭包办,经济上也不能独立,其实何尝有自由可言?而普通劳动妇女,更让人感到酸楚同情,她们一天到晚地做工劳作,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抚育子女、烹调缝缀,做种种琐碎之事,竟还要受丈夫及封建家长的无礼责骂。文章驳斥了阻扰妇女解放运动的种种反动论调,一针见血指出:反动派“要自己隐去自己的罪恶,而进行压迫的手段,就不得不创出许多口号来离间我们,来消灭我们,并且联络军阀,以武力来威吓我们,要我们不声不响地做他们的被剥削被压迫者”。文章最后大声疾呼:“姐妹们,大家醒!醒醒吧!我们吴江的妇女没有死尽,就要来为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的经济独立,为社会上法律上教育上求种种的平等,而在这国际纪念日来联络全世界的战线奋斗,向压迫阶级进攻!进!进!进!努力!努力!”
创刊号上,同时发表了省党部妇女部的《三八纪念宣言》、姜长林的《祝吴江妇女》、季膺的《妇女的“人日”》、引史的《吴江妇女与三八纪念》。
《吴江妇女》创刊伊始,犹如成束的榴弹、密集的炮弹,飞向敌群,显示了雷霆万钧之威力。那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弥漫,革命刊物的发行从来都是租界巡捕房和军阀特务关注的重点。于是,张应春安排《吴江妇女》到华界闸北某印刷厂排版印刷。考虑到安全起见,每次全由同志们轮流去印刷厂校对。该刊的发行工作,由张应春亲自承担。为了广泛联系读者,张应春毫无畏惧,特在每期刊物的封面注明了通信处:“上海望志路南永吉里41号张应春转。”
张应春热情高涨,毅力特强,为编印《吴江妇女》呕心沥血,每天工作达十六七个小时,常常深夜不眠。张应春不但亲自撰稿、约稿、编辑,还须筹划经费。出现在《吴江妇女》目录上的作者除了张应春,还有柳亚子、杨之华、高尔松、姜长林等,以及上海、南京、广州、南通、江西、铜山、川沙等地的妇联会。
《吴江妇女》月刊,共编辑5期,付印发行4期。虽然寥寥几期,却受到上海和江苏许多妇女读者的热烈追捧,认为该刊是一本富有革命朝气和战斗性的妇女刊物。
血花红染秦淮河
1927年3月,北伐节节胜利,却也暗流涌动。侯绍裘、张应春等根据党的指示,率领江苏省党部部分人员迁往南京工作。一路上,苏州、无锡、常州成千上万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广大群众,手执彩旗、标语,在火车站月台迎送。抵达南京下关站时,有四五万群众在车站迎接,并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沿途鞭炮声震耳欲聋,“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响彻云霄。
经过艰苦且有效的工作,南京国民团体活跃,群众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然而,蒋介石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大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上的支持后,也大大加快了反革命步伐。4月10日深夜,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市总工会等各革命团体的共产党主要负责干部,开会商量应变措施及反蒋宣传等问题时,不幸遭南京市公安局侦缉队包围,除1人越墙脱险,侯绍裘等均被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南京“四·一〇”反革命事件。而张应春不知险情,于次日前往会议地点,遭潜伏特务逮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张应春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在张应春等被捕后三四天的一个黑夜,敌人下了毁尸灭迹的毒手,十余位共产党人包括侯绍裘,被敌人用刀活活戳死,装入麻袋,运到南京通济门外九龙桥,投入秦淮河。当时张应春年仅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