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18    作者：王大象

新文艺出版社成立两周年时工作人员合影于上海康平路83号(前排左起第9人为王元化，右起第3人为张茜）

 

1952年6月，海燕书店、群益出版社和大孚出版公司合并组成公私合营新文艺出版社，它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当时刘雪苇和王元化负责这项筹建工作并分任第一任社长与总编辑。笔者几次采访王老并留下记录稿。今年是该出版社成立70周年，特此整理为文以飨读者，同时作为对王元化的纪念。

 

奉命筹建新文艺出版社

 

王元化首先谈了新文艺出版社筹建经过，他说，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会上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提出对私营出版社逐步实行公私合营的指示。会后，华东新闻出版局率先在上海试点，将海燕书店（出版家俞鸿模1938年创办于汉口，曾出版胡风主编的《七月》等）、群益出版社（1942年在重庆创办，由郭沫若主持，专门出版郭老的译著等）和大孚出版公司（由任宗德出资，1944年陶行知创办于重庆，后由翦伯赞任总编辑，曾出版《行知诗歌集》《中国史纲》等）合并改组，组建成公私合营新文艺出版社。为了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让国家掌握出版社经营管理权，并使其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华东局宣传部任命刘雪苇、王元化分任新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兼副社长）。

刘雪苇（1912年一1998年），贵州郎岱人。早年就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对王元化说过，他曾参与过贵州党的开辟工作，又是三十年代“左联”成员，后去延安。1942年延安举行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由他记录的。当时刘雪苇还兼任华东文化局党组书记等职务。

王元化1920年生于武汉，祖籍湖北江陵。中小学时期，随父母在清华园中度过。青年时期投身北平学运，还曾参加过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家人流亡至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孤岛”时期，他与顾准、孙冶方、林淡秋、姜椿芳等一道，从事党的文化宣传工作，曾任江苏省委的文委委员、代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先在《联合晚报》编“夕拾”副刊，后被党组织派到黄炎培先生任社长的展望杂志社担任主编，《展望》被查封后，转而负责编辑《地下文萃》等。

王元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在南京东路中央街（今中央商场）24号华侨银行大楼二楼，租赁几间房间作为新文艺出版社筹备处，这地方原是海燕书店的旧址。参加筹备者还有原海燕书店俞鸿模、冯秉序、王勉（鲲西）、俞建旒、陈梦熊、李宪文、杜鸿翔，原群益出版社宋心屏、吴寿民、王彬、邵希君，原大孚出版公司王敏、杨规臻，共13人。同时，三家单位结束清理，纸型、存书、房屋作价处理，各单位资金并入筹备处。资金方面：私股有海燕7.99亿元（按：解放初期货币，下同）、群益2.55亿元、大孚0.42亿元。公股经华东财政部部长陈国栋批准，由华东文化部拨款2亿元作为公股投资款。王元化首先起草了新文艺出版社组织章程和暂行规章制度，又和刘雪苇商议后，拟定编辑出版工作计划。计划原则是：根据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工农兵方向，结合当前形势，编辑出版宣传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文艺书刊。

 

调来各路精兵强将组成编辑部

 

王元化说，新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部是由几个方面的成员调来组成的。刘雪苇建议调梅林和郑炳中（耿庸），梅林抗战时期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秘书（主持文协工作的是老舍先生），当时在《文汇报》编“文学界”副刊；郑炳中（耿庸）是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元化推荐了自己极为看重的文学青年张中晓（罗石），还推荐华东局宣传部同事、青年诗人罗洛和罗飞。后来，罗石以《无梦楼随笔》传世，罗洛是著名诗人，还当过上海作协主席，罗飞主编的《女作家》杂志蜚声文坛。他们当年有“新文艺出版社三罗”之称。这几位调来作为新文艺出版社现当代文学编辑。

解放前曾由苏联塔斯社远东分社社长罗果夫创办、姜椿芳主持的时代出版社，这时要迁去北京，一部分同志不去北京，譬如包文棣（辛未艾）、顾用中、陈梦海、倪延英等都是有成就的翻译家，王元化就同姜椿芳商量调他们留沪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最后经出版总署批准，调来后这些同志成为出版社俄文编辑的班底。时代出版社满涛、草婴也未去京，留沪作为新文艺出版社的自由撰稿人。张茜同志原先在大连专门学习俄语，有相当基础，解放后随陈毅市长来上海，组织上分配她到新文艺出版社担任俄文编辑。

王元化还谈到当时匡亚明传达陈老总指示，要新文艺出版社出古籍书，然而出版社缺乏古典文学编辑，王就写信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帮助物色人选，冯介绍了钱伯城。王又经郑振铎先生同意从文化部文物局调来孙家晋（吴岩）作为外国文学编辑。此外，华东人民出版社的现代文艺编辑室整个转隶，作为新文艺出版社的现代文艺编辑组，其中编辑有刘金等人。1953年，私营平明出版社等一批单位陆陆续续并入新文艺出版社，李济生（即纪申、巴金先生胞弟）等调来做编辑。原海燕书店编辑部负责人王勉（鲲西）任原稿整理组组长，这是新文艺出版社编辑部特设的一个部门，凡编辑发出的书稿，都要经过语法、文句、标点等的检查，然后再送出版科发排。这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部有了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与翻译文学的编辑，其中不少是学者型人物，在文学界、翻译界、出版界有一定的影响。编辑团队初具规模后，王与刘雪苇商定，将编辑部分成两个编辑室，第一编辑室（主管文学）主任由副总编辑梅林兼任; 第二编辑室（主管翻译）主任为包文棣（辛未艾）。与此同时，组建行政管理团队，经理部由俞鸿模、冯秉序任正副经理，王敏任经理部秘书兼出版科科长等。

 

成立大会简约朴素

 

1952年春，随着出版业务扩大，工作人员从最初的13人增至45人，南京东路华侨银行大楼房子早已不够使用，王元化便四处奔走，寻找合适场所，最后找到康平路9号、83号两处房屋，新文艺出版社就迁入新址办公。

 1952年6月1日，新文艺出版社在康平路正式挂牌成立，社名请郭沫若先生题写。郭老书写时曾提出疑问：认为“新文化”似乎比“新文艺”涵义宽广些，后向郭老说明上海过去有过一家“新文化书店”，容易混淆，郭老听后释然。成立大会在83号一楼大厅召开，那天下午3时，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和夏衍、华东文化部副部长彭柏山、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周新武等到会，宣布新文艺出版社成立。匡亚明、夏衍分别讲了话。散会后，匡亚明、夏衍、彭柏山和周新武等在办公室逗留片刻，就各自散去。成立大会既没有放鞭炮，也没有摆放花篮，更没有操办酒席宴请领导与出版业同行，而是采用一个简约朴素的形式。会后，刘雪苇说要对外发布一条消息，王元化便要罗洛拟了一则几百字的“新文艺出版社昨成立”短讯，由总编办公室文书杨规臻连夜送至《解放日报》并在翌日见报。未几，刘雪苇因华东文化部工作繁忙向领导打报告辞去社长职务，建议王元化任社长。王推辞不就，但在社长空缺时愿负全部责任。

 

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书

 

王元化回忆说，其时中华大地掀起文化建设高潮。为了坚持文学工农兵方向，组织了对原海燕、群益、大孚三家已出的108种书籍重审，通过的以新文艺出版社名义重版，非文学类转给其他出版社，凡存在政治性错误的停版停售，失去教育意义的不再重印。新文艺出版社还与各地的作家建立联系，逐步做到有计划地组稿约稿。这段时间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书籍，特别是来自解放区作家创作的小说，譬如《铁道游击队》（刘知侠著）《地道战》（李克、李微含著）《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著）等，这些书都是建国之初的优秀作品。翻译方面，满涛翻译的俄国《别林斯基选集》，辛未艾翻译的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和《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等，都受到读者的赞许。文艺理论方面，譬如艾青的《诗论》，胡风的《从源头到洪流》，方典（王元化）的《向着真实》等，都是那时有影响的作品。

对郭沫若著作再版一事，王元化说，郭老的书解放前全部由海燕、群益、大孚三家按同一版式排印，解放后以新文艺出版社名义再版，再版时由编辑罗洛初审，编审耿庸复审。王将审读意见以编辑部名义给郭老写了一封信，在征得郭老回信同意后，对有错字或文字出入的地方进行了修改。至于再版时如何处理早年创造社时期郭沫若与鲁迅论战的一些文字，编辑部信中也向郭老提出并请他考虑。为慎重起见，还将编辑部致郭老的信上报中宣部备案。此外，新文艺出版社还有一件事与中宣部直接有关，周扬曾在中宣部一个会议上宣布：新文艺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都是全国性的出版社，中宣部专门发了文件。其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程度可见一斑。

张茜在新文艺出版社的一些情况，王老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党内风气清正廉洁，干部作风朴实无华。张茜原是新四军一位团级干部，当时作为一名普通编辑在出版社工作。”王老对笔者回忆，“张茜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党支部对她也像其他普通党员一样看待。她积极参加党支部活动，对支部交给她联系党外积极分子的任务认真负责，她联系的积极分子就是编辑室的一位女编辑，她不仅关心她的思想，还关心她的生活，可以说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令这位女编辑感慨万千。”张茜生活简单朴素，作风平易近人。中午，张茜回家用餐，王也回家去吃午饭，他们同行一段路。张茜上下班都是步行来去，从未用过陈老总的汽车。值得一提的是，张茜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翻译作品《沙原》，用的是笔名：耿星，作者系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奇。她办事严谨细致，几次找出版科科长王敏商讨该书的排版格式等方面问题，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一个朝气蓬勃的集体

 

王元化还说，他是从文化建设、学术性质、文艺质量等几个方面来综合考虑出书计划的，既不完全在政治上赶任务，也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了配合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一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度出书计划定为：种数140种、字数9970千字，后来超额完成指标：种数为149种、字数12494千字。当时出版社经济效益很好，已经积累相当多的资金。建社伊始，资金总额仅为16.9万元，公股为6万元，占资金总额35%；1954年，资金总额增至43.7万元，其中公股为33.5万元，已占资金总额76%。经理部的俞鸿模、冯秉序和王敏抓了这方面工作，但仍注意勤俭节约，将办公开支减缩到最小。前面已经讲到成立大会时采用一个极其简单朴素的形式，不铺张浪费，不肆意挥霍，就是一例。

当时社内党团组织都得到加强，陆续调进一批党团员干部并建立党支部和团支部，发挥了核心作用，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和对行政生产的监督。还建立工会组织，为职工订立劳保合同，对困难职工提供补助等，职工生活福利得到显著提高。工作之余，王元化还很关心职工的文艺生活，要求工会定期开展时事知识竞赛，组织乒乓球、康乐球、棋类等比赛。每逢节假日举行舞会，动员大家参加。值得一提的是，新文艺出版社还组织了一支小小的排球队，王元化、罗洛、王敏、俞建旒等都是队员。那时他们在康平路83号修建一个排球场，每人发一套印有新文艺出版社标志的运动服。工作之余，常常跟华东局、市委宣传部机关的排球队进行友谊比赛。

最后，有必要交代一下新文艺出版社的演变情况。新文艺出版社一度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后来更名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其编辑部外国文艺编辑室划出去成立上海译文出版社。其编辑部古典文学组划出去成立古典文学出版社，后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更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现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都与王元化当年筹建的新文艺出版社有着历史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