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接见金学成

 

抗日战争胜利后，滞留在全国各地的日本战俘有一百多万人，还有几十万的日本侨民，在上海仅虹口就有四个日侨集中居住区，有二三十万人。因受制于船舶的原因，遣返的速度很慢，大部分俘虏需在原地等待一至两年。他们中的人员庞杂，情绪烦躁，思想混乱。面对这样的局面，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批准，上海地下党联系人刘少文授意由中共秘密党员陆久之，拟协同国民党创办一份日文报纸，这就是《改造日报》。

 

要打入第三方面，去办《改造日报》

 

此时，陆久之在上海被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委任为少将参议，协助汤恩伯处理日军受降事宜，是汤恩伯身边的红人，也是个身份特殊的人。陆久之在1926年9月，由中共党员徐梅坤介绍，进入由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地下总工会秘书处，担任联络员。1930年1月他逃亡日本，先后就读于日本铁道学院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曾受聘为上海《申报》驻东京特派记者，以后在孤岛亦办过《华美晨报》，故对办报有一定的经验。

日军控制上海后，曾于 1939年1 月1 日，在上海将个人经营的日文报纸合并创办了日文报纸《大陆新报》。由于日侨中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者非常多，汤恩伯决意新发行一份日文报来纠正、肃清军国主义思想。当时陆久之来到汤恩伯官邸，称要新办一张日文报刊，从中国的立场出发、本着教育日侨及俘虏的目的，对这些战俘宣传和平、民主、进步意识，消除其根深蒂固的侵略思想，消除弥漫其间的军国主义魔影。汤恩伯认为此举正合他意，遂表示应允，并决定由陆久之全权办理，经费由第三方面军司令部支付。又商定报名为《改造日报》。

日文报《改造日报》于1945年10月5日在上海创刊。作为“日侨文教工作实施计划”的一环，《改造日报》“发刊词”说：“日本国民头脑中的军国主义余毒尚未完全肃清，上海日侨集中的区域内仍不断散布着无稽的谣言，人心动摇。我们绝对不能容许这种现象存在，因此毅然决意发行日文报纸，承担起正确报道与启蒙的责任。”报馆发行所位于第三方面军司令部汤恩（今哈尔滨路） 1 号，曾是日本《上海每日新闻》（1942年与《大陆新报》合并） 的社址。并在改造日报馆所在地一并设立了改造通讯社。报馆印刷所在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工务部（乍浦路 455 号）。

有尚方宝剑在手，陆久之即大刀阔斧，招兵买马，在上海虹口哈尔滨路1号五层楼大厦挂出了报社的牌子。作为社长的他，聘原《华美晨报》的搭档，总经理金学成出任《改造日报》总经理（金后又兼总编辑）。请汤恩伯出任董事长，以作挡箭牌。金学成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年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9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明治大学经济专修科和日本国立东京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毕业后，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在日本期间，金学成参加留日左翼学生的“读书会”和革命团体“无产阶级社会科学研究会”，并且是这两个进步团体的负责人之一。刘少文也直接向金学成下达了指示：“要打入第三方面，去办《改造日报》。”并指示要根据《波茨坦公告》来办，主要抓住“肃清日本军国主义，拆除日本军事工业，审判日本战犯，归还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建立日本的民主政府等项。国内问题应对《双十协定》作宣传，因为协定中规定了政治民主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组织，释放政治犯等。国民党是不会宣传这些的，如果我们宣传，它反对，那我们是合法，他们就非法”。

《改造日报》社的编制中有：编辑局长符涤尘，后由金学成兼任。编辑局次长中方郑允恭、赵南柔、高临渡；日方赤津益造、宇崎重 、前芝确三。《改造日报》社的编辑人员中许多是知名的进步人士，甚至是中共地下党员，如茅盾的妻弟孔另境，以及郑森禹、许杰、史存直、赵南柔等，其中不少是日本人，也都是日共党员和反战进步人士。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刘少文传达了办报方针：“要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上多发表言论；对日本问题要依照《波茨坦公告》精神；对国内问题则要根据国共和谈原则即《双十协定》进行宣传。”

 

《改造日报》很有意义，要把它办好

 

1945年10月5日《改造日报》在上海出版后，很快便在日俘、日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改造日报》是第三方面军的机关报，国内的报道由金学成总经理等中国记者负责，大多采用中央社的新闻。涉及日本问题时，由宇崎重编辑局次长等日本记者负责。《改造日报》有大量反法西斯主义、促进军国主义者反省的内容，由于中共地下党对《改造日报》的影响以及日本共产主义者与《改造日报》的密切关系，《改造日报》的版面上，也刊登中共领导人动向的报道、民主派知识分子的文章，以及日共领导人、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言论。上海市警察局很早就掌握了中国共产党对《改造日报》施加影响力的情况。不久《改造日报》中的激烈言论及相关情况被告知了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带有共产党色彩的议论传到汤恩伯耳中。汤恩伯先不以为然，只叮嘱陆久之要有所警惕，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为此，《改造日报》特地连载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作为掩饰和矫正视听。

1946年初夏，周恩来在上海马思南路周公馆招待新闻界。会后，周恩来将参加招待会的《改造日报》总经理金学成留下来，对他说：《改造日报》很有意义，要把它办好。还指示报社请郭沫若写篇《寄日本文化工作者》的文章在《改造日报》刊登。又有茅盾、夏衍、田汉、于伶、司徒慧敏、马叙伦、马寅初、金仲华、翦伯赞等左翼文化人士的文章发表，甚至还发表过毛泽东的文章，以及邓颖超的《致日本妇女界》文章，同时还有日本进步人士内山完造、山林秀雄等人的政论，皆有红色思想。

影响更大的是《改造日报》举办了两次大型的活动，一次是1946 年 6 月 13 日《改造日报》馆召开了“日本问题座谈会”，座谈会由陆久之社长致辞，金学成总经理简单报告了最近日本的形势。出席会议的有马叙伦、郭沫若、田 汉、翦伯赞、冯乃超、陈望道、茅盾、叶圣陶、于伶等，他们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打倒日本法西斯、天皇制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还有一次名义上是以招待作者的游园会，出席的有郭沫若、于伶、田汉、茅盾、夏衍、郑振铎、叶圣陶、梅兰芳、周信芳、欧阳予倩、臧克家、冯乃超、熊佛西等二三十人；参加者都是上海左翼文化人士，阵势很大。

从1945年12月4日起，开始遣送在上海的日本人，至 1946年4月中旬告一段落，《改造日报》的使命也渐趋结束。1946年6月底，国共内战开始，以民主派知识分子为首的反内战、求民主运动非常高涨，围绕《改造日报》的政治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据岛田政雄回忆：由于日本人民反战和平同盟工作队长即将归国，第三厅第七处第三科负责起草对日文章，科长冯乃超和康大川从重庆抵达上海。他们是周恩来及郭沫若的下属，参与日后的上海对日工作。日方人员的新工作，将重点从发行以上海日侨、日军俘虏为对象的日刊《改造日报》，逐渐转为面向日本发行、“新中国文化引入介绍”的综合性杂志《改造评论》。1946年6月15日以后，《改造日报》一度停刊。此后的《改造日报》自21日起每三天发行一次。再刊后，《改造日报》的版面上，较多刊登自同年5月3日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争犯罪与天皇制的相关报道。1946年8月3日，陆久之再次向上海市社会局提交了变更“新闻纸杂志通讯社申请登记书”，名由“改造日报馆”变更为“改造出版社”。

 

《改造日报》被迫停刊

 

1946年9月的一天，汤恩伯到南京开国防会议，不料刚抵达，国防部长何应钦就交给他两份抗议《改造日报》信的原件，一份是日本战犯冈村宁次递交的，冈村宁次是日本侵华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投降后被指定为中国战区负责日俘、日侨的遣返以及与中国方面的联络，虽为战犯，却颇得国民党当局的庇护，气焰仍很嚣张，他称《改造日报》是共产党的代言人，在向日俘、日侨宣传共产党主张，指控金学成是第三国际派在远东的负责人。他还在抗议信中威胁：“《改造日报》必须取缔，不能再向日本士兵和日侨分发，否则，一旦在华日军有变，日方概不负责。”另一份抗议信则来自麦克阿瑟。原来《改造日报》刊载了此前成立的改造通讯社从日本东京发来的电讯，揭露了美国扶植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种种活动，这令麦克阿瑟十分恼火。他声称中国有个间谍机构在东京，泄露盟军司令部机密。要求何应钦立刻予以彻底调查，并取缔《改造日报》和改造通讯社。

汤恩伯身为《改造日报》董事长，自感在何应钦面前颇为尴尬，加上又有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头目方治、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等先后向汤恩伯指控《改造日报》打着国民党招牌，为共产党宣传。汤恩伯即刻派秘书赴上海用军用飞机将陆久之带到南京。见到陆久之，汤恩伯便将两份抗议信掷给他看。因汤与陆是世交，与陆小时候就认识，当年汤恩伯在日本明治大学学法律，想改进陆军士官学校学军事却苦于无门路，后来找到陆久之的父亲陆翰（陆时任孙传芳手下的军法处长），托浙江陆军第一师长陈仪保荐，终于如愿以偿。所以碍于交情和面子，汤只是指桑骂槐地怒斥道：“金学成竟敢拿国民党的钱，办共产党的报，有几个脑袋好砍。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真想枪毙他。”陆久之见此也无法多言，惟有将责任往自己身上拉，并称报纸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没想到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数日后汤恩伯返回上海，立即做出决断，接管《改造日报》，立刻撤去陆久之、金学成《改造日报》社长、总经理职。陆久之被中统秘密逮捕，关押在陈果夫的别墅。金学成也被软禁了一个多月。同时宣布将改造日报正式改为改造出版社，逮捕《改造日报》全部日籍记者、编辑，关押战俘营待处，并悉数强制遣送回国。在中国新闻史上一份出版只有11个月的日文报《改造日报》由此停刊。

《改造日报》应是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产物，是隶属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的一个对日宣传机构，名义上是“改造”日本战俘的军国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外围的新闻媒体。这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之间自日本战败后至国共内战爆发前，未满一年的和平共存时期的刊物，客观上成了国民党出钱，宣传共产党主张的报纸。《改造日报》的存续期 1945年10月至1946年9月，是日本战败至日本人被遣送离开上海的阶段，停刊乃形势所趋。作为对日工作的重要一环，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对《改造日报》相关人员的指导，将自己的力量渗透进了《改造日报》，与国民党“短兵相接”，作用显著。为了在《波茨坦公告》的基础上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再起，向日军及日本民众提出了彻底民主化的诉求。内战爆发后，则发表强烈希望避免内战、和平统一中国等多篇文章。

笔者与金学成的幼子金定宜熟识，他多次谈及其父亲的革命斗争生涯。金学成出身贫寒，渴望找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1925年在江苏省第三师范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担任特别市临时政府专员。经历过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白色恐怖下，不畏艰险，机智勇敢地与敌人斗争，离开《改造日报》社之后，根据地下党的指示他继续研究日本问题。他在“中国建设印务公司”挂了个总经理名义，从事地下工作，直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4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1952年9月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1953年8月被任命为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