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入侵上海，百万难民涌入租界，其中有大量的儿童。时任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的陈鹤琴先生，通过儿童保育会将难童组织起来，陆续创办了10所报童学校。小报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唱着《卖报歌》（作曲家聂耳为小报童谱写），利用卖报的机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秘密传递党内文件和进步报刊，活跃在市中心的大街小巷。
1949年3月，上海已迎来黎明前的曙光，地下党在报童中组建了“报童近卫军”。4月初，“近卫军”接到党组织下达的一项紧急任务：向市中心的南京路、四川路、河南路一带居民点散发《告上海人民书》传单，以揭露溃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所谓“大胜”的谎言，动员上海人民行动起来迎接解放。“近卫军”总部对这次行动研究得很细致：传单不能和报纸卷在一起发；进弄堂时弄口一定要有人望风，遇到只有一个出入口的弄堂，要从里往外发，万一被人发觉即可迅速撤离。望风时太平无事，就叫“《大公报》要吗”；有人走来，就叫“《新闻报》要吗”；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就叫“老《申报》要吗”。最后规定早晨六点半之前一定要完成任务，而后各队负责人立即赶到外滩公园门口集合。行动前夜，“近卫军”战士集中住宿在青年会礼堂，当天凌晨领取传单，分头上街行动。不到两个小时，300份传单就被悄悄地塞进了居民家的门缝或信箱。这次行动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第二天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控制出版的报纸纷纷报道共产党竟然在市中心活动，扬言“抓住后定要杀头枪决”。“近卫军”战士举着登有这条新闻的报纸沿街大声叫卖，个个都为传单的成功散发而暗自高兴。
为了配合解放军攻占上海，地下党组织要求“近卫军”发挥走街串巷熟悉地形的优势，组织报童摸清市中心敌军占据的大楼、交通要道和哨兵布防情况，编制一份详细的地面敌情图。接到任务后，报童们利用卖报送报可以到处跑的机会收集各类情况。“近卫军”还选择一些年龄较小但比较机灵的报童，到驻有敌军的大楼或营房附近去摆茶摊或卖烧饼，注意观察部队的番号和人员进出的情况。一天，小报童发现江西路北京路口国华银行大楼的老百姓在慌乱地往外搬东西，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正在一批批地匆匆入内，便决定以送报为名闯进去探个究竟。哨兵拦住他们说今天不送报了，小报童灵机一动赶紧说还有几家未付报钱正等着结账，恳求哨兵让他进去。就在他和哨兵纠缠时，另外两名小报童一溜烟地进入了大楼。他们一层一层地上，一间一间地看，摸清情况后迅速离开大楼回校汇报。党员教师据此绘制成一式三份的敌情图，通过党组织送到了解放军部队。
1949年5月，为迎接解放，“近卫军”组织报童以“学校开文艺晚会用”为名突击回家做纸花。5月25日，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中心解放，小报童戴上“人民宣传队”的袖章，拿着自己写的标语、做的小红旗，昂首阔步走上多条马路，把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撕光，贴上“热烈欢呼上海解放”“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红色标语。不少报童还走到解放军队伍中，把亲手制作的红花戴在战士们的胸前。学校腰鼓队、秧歌队、活报剧队，也随着游行队伍上街演出。小报童和上海人民一起沉浸在欢乐和喜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