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1日,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九十五周年。这次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专题。当年,在党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周恩来毅然承担起义总指挥重任,为起义取得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担任起义总指挥
从1926年10月起,上海工人相继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都因准备不足先后遭到军阀残酷镇压。
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吸取先前的经验教训,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成立了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周恩来为成员之一,他还担任特别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会(特别军委)书记;继而,拟定了比较具体的行动计划,由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在特别委员会的会议上,周恩来提出:起义主力是工人纠察队,发展目标为五千人,按照实际情况应该先组织三千人;队伍必须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要根据城市特点教授巷战技巧。在周恩来的具体部署下,迅速建起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并设立训练班培养军事骨干力量;为此,特别军委还制定了《武装暴动训练大纲》。
不久,在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553弄)一幢沿街并带庭院的三层楼房里,悄然聚集起不少青年工人,这就是党组织秘密举办的工人纠察队训练班之一。周恩来也曾来此上课,他指着墙上的大比例申城地图,认真讲解作战路线以及如何自我掩藏和巧用火力,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都获益匪浅。
周恩来为了培养起义军事骨干,还特意从已抵达浙江的北伐军中调来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侯镜如,让他参加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委员会,负责工人纠察队的训练;同时,又调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彭干臣,参加南市起义指挥部工作;另外,鉴于沪东军事骨干缺乏,还调来从苏联归国的具有军事知识的徐航安,担任沪东工人纠察队总指挥。这对提高工人纠察队的军事素质,起到很大作用。侯镜如曾这样回忆:“我秘密地到各训练地点训练各区纠察队的干部们,给他们讲授枪械构造和使用方法……并进行战术运动、射击刺杀等军事训练。”
亲自运送武器
周恩来在重视军事训练的同时,对工人纠察队的武器配备也很关心,并几次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不仅安排交通员把筹措到的武器运往工人纠察队,有时还不顾危险装扮成富商随汽车亲自运送,上海商务印书馆老工人任其祥等对此有过清晰回忆:当工人们担忧他的安全,劝他以后尽量让交通员处理。他笑道:“兵法就是要出其不意嘛。谁相信青天白日坐着汽车的阔老板肯亲自冒危险送军火?!”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总支部干事兼发行所支部书记。周恩来曾在陈云等陪同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召开党员和工会骨干会议。随即,陈云等在工友中组织了救护队、宣传队、消防队,并加紧开展军事训练。
周恩来四处奔波,经过深入调查、周密筹划,到1927年3月5日,他向特别委员会通报:“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 ”
由于各单位工人纠察队比较分散,为了便于起义的统一指挥,就把上海西门路西成里173号(今自忠路361号)作为发布命令的机关。这是一幢两上两下的石库门房屋,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临街的北面有个小阳台,周围居民住宅门户相类,比较隐蔽。1927年3月21日上午十时许,各单位工人纠察队负责人以及各行业工会党团书记等,接通知赶到西成里173号;在这里,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汪寿华代表党组织,以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名义发布紧急命令:“兹有本会全体常务委员会议决定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起,各界市民一致动作,宣布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专特下报,仰我市民一体遵照执行,不得迟延。此令。”这个命令迅速传向工人群众。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八十万工人按时进行总同盟罢工,并很快转为武装起义。
沉着镇定指挥战斗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后,总指挥周恩来、副总指挥赵世炎在总指挥部非常忙碌。周恩来精神抖擞地仔细分析战斗最新进展,沉着镇定地进行指挥。黄逸峰(又名黄澄镜)的《我当过周总指挥的联络员》中回忆:“起义开始后,总指挥部设在闸北宝山路横浜桥南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这是一个半秘密的机关,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和闸北区委书记郭伯和都已在21日晨进入岗位办公 。”“战斗打响后,我在宝山路和青云路一带执行党交给的任务,当时心中总是挂着一件事,就是想见一见我们的周总指挥。正在此时,闸北区委的交通员通知我即刻到总指挥部去接受重要任务 。”“周总指挥布置任务简单明了,当即严肃地对我讲道:‘啊!你就是黄澄镜,我们刚攻占了第五区警察署,为了便于指挥北站的战斗,决定在第五区警察署设前线指挥所,世炎和伯和同志因你对闸北情况熟悉,都推荐你去担任联络员,怎么样?’我当时感到十分鼓舞,立即回答说:‘好!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
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等六个地区的起义进展比较顺利 。例如,根据特别委员会的安排 ,王若飞于1927年3月中旬来到南市总指挥部 ,负责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3月21日中午,在王若飞等指挥下,南市工人纠察队员以小南门救火会警钟敲响为信号,分几路向南市警察署、大东门淞沪警察厅、高昌庙兵工厂(即上海兵工厂)等目标发起猛烈进攻,至傍晚南市全境被攻克,起义在这里首先取得了成功。最后,决战集中于驻沪军阀部队直鲁联军主力所在的闸北。在陈云组织下,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接受总指挥部的命令,执行了攻打闸北警察署的任务。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今宝山路584号,原建筑已不存)被敌军作为重要据点之一,由于结构坚固和火力很强,一时难以攻下,周恩来闻讯前往侦察地形,指示对此处可暂时围而不打,进行喊话促降;3月22日下午四时许,守敌因援兵久盼不至而慌乱,工人纠察队一举拿下该据点,总指挥部随即迁入这幢楼内办公,周恩来下达向直鲁联军上海头目毕庶澄坐镇的北站发动总攻的命令。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把司令部设在一节火车厢,以便失败时从铁路上逃跑;不料,上海铁路工人根据安排提前罢工,有些轨道被撬掉,有些车头被掀翻,这个曾独霸一方的军阀见势不妙只好灰溜溜地逃往租界,所以到下午六时剩下的敌垒全被铲除了。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歼敌五千余人,缴获甚丰。1927年3月22日下午,上海公共体育场(今大吉路200号,现为上海黄浦学校和沪南体育中心)门首扎彩牌楼,广大市民在此集会庆祝起义胜利,盛况空前。
临时市政府成立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申城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政府诞生,周恩来给予热忱支持。
1926年秋,中共上海区委研究和讨论了革命形势和在沪发动工人武装起义的方针、策略,并提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及组织上海市民自治政府;12月6日,推动各团体组成上海特别市政府市民公会。1927年2月,周恩来担任书记的特别军委制定的《武装暴动训练大纲》也把“组织上海市民代表政府”作为政治口号之一。3月12日,市民公会召开第一次市民代表会议,选举罗亦农、汪寿华等三十一人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 。3月13日,中共上海区委会议决定,在市民代表会议执委会建立党团,由罗亦农担任书记,干事会由罗亦农、林钧、汪寿华组成,丁晓先为秘书。3月22日,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在九亩地(位于今露香园路、大境路交会处附近一带)新舞台召开,各团体代表四千余人出席,由汪寿华、林钧等三人组成主席团;大会通过《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政府组织条例草案》,规定市民代表会议为上海市最高权力机关;还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选举临时市政府委员共十九人,其中有中共党员九人、共青团员一人,超过半数。3月23日,临时市政府委员开始在原上海县署(今蓬莱路171号)办公,并选举汪寿华等五人为常务委员,林钧为秘书长;临时市政府下设机构,有财政、建设、教育、劳动、卫生、公安、司法等局。3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其中说:“三月二十一日从今成了中国革命史最有价值的一个纪念日……上海工人就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 。”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被迫停止活动。临时市政府虽仅存在二十余天,但它是党最早在大城市领导建立的革命民主政权,并在统一战线史中也留下醒目的一页。1957年12月22日,周恩来在沪接见参加过起义的部分老工人和劳模时,曾回忆,“第三次起义是北伐军接近龙华”“这是工人阶级第一次成功地夺取了武装”“工人阶级夺取武装后 ,建立了联合政权——上海市政府委员会 ”。
如今,探访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相关的革命旧址时,人们眼前会重现昔日工人纠察队顽强拼搏的情景,并仿佛能听到在起义工人中流传的民歌:“天不怕,地不怕,哪管铁链子下淌血花。拼着一个死,敢把皇帝拉下马。杀人不过头落地,砍掉脑袋碗大个疤。老虎凳,绞刑架,我伲咬紧钢牙。折下骨,当武器……”
图片说明:
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旧址、工人和市民庆祝起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