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15    作者：朱林兴

　　叶适（1150年—1223年），字正则，浙江永嘉人，由居城外水心村，而得“水心先生”之称，进士出身，官至吏部侍郎、兵部侍郎，热爱国家，主张抗金，革故鼎新，复兴国家。为“永嘉学派”主要代表，著有《叶适集》。

　　叶适目睹金兵入侵，赵宋南渡，百姓惨遭蹂躏之现实，清醒地认识到选才用人的紧迫性、重要性，其见解不乏精辟独到。叶适认为，人才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事关国家兴衰存亡，“欲占国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才离合之验为符”。国之用贤才，如饥似渴，唯国家有足够的人才，并合理使用，则可雪靖康之耻，复兴国家。

　　叶适认为，国之人才，须如李纲那样，“以俊秀闻于学”，德才兼备、能安邦治国。叶适将两类人排除在人才之外：死读经书无真才实学者；秦桧那样的“侫子谗夫”。朱熹将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话祟为“白鹿书院”学规。叶适不赞同“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宽”“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问题不在于功利本身，而在于为谁求功谋利。可谓击中要害，鞭辟入里。

　　叶适呼吁不拘一格选才用人，但必须坚持严格标准：以才能和品德作为选才的依据，而“爱民（保护人民）”则为主。不爱民、不以民利益为重者，才能再卓越也不用。这样，叶适 将“德才兼备”“俊秀”的内涵定格于爱民上。纵观历史，可知，凡清官、好官必爱民、护民。贪腐之官，必食民、害民。在当时条件下，叶适能提出如此选才标准，实乃不易。

　　叶适认为，经历和资格是选才用人须考虑的因素，但不应是主要的、唯一的因素。如果选才用人“只是日月计，累月考”“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则“贤否混并而无所别”，其结果，助长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而贤者倒被埋没，国家大小事情都办不好。他主张，官位之高低，应与人才之德能挂钩，而不必受制于资格。

　　叶适对当时的用人制度，肯定其中合理性的同时，针对诸多弊端，提出了改革建议。诸如，考试内容不宜只考歌赋诗词，“课试之文”，只取“艺文之可称者”，而当重于考品德和安邦治国之能力，注重其气节和抱负；又如，改变按地区“百人解一”的旧例，应根据各地读书人多少、文化水平等实际情况，确定选人范围和安排额度，宁缺毋滥，避免滥宇充数。

　　叶适对沿用已久的“补荫”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所谓补荫，是指官员退仕之后，由其子孙填补入官。叶适认为，“补荫”本质是官吏世袭制，官吏子孙，功业未有，任之无据。且会助长官吏子孙，“骄侈无忌，妄称世家”，压抑底层的莘莘学子，很不公平，极不可取。

　　叶适并不一概否定对官吏及未仕之士人的荐举，问题是“官员非举不得入”的规则，必致滥举，“以钱买官，以权卖官，贿赂公行”之乌烟瘴气，而真正有才之人上不来。他建议，可实行保荐法，如被推荐者确系人才，荐举者有奖，反之受罚。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创新。同时，加强人才和官员的考核，杰出者可破格提拔，不必循序渐进。

　　重视人才，须从学校抓起，重在师德师风。叶适强调“师必有道”“学为致用”。为师者应以高尚道德和精湛知识，教育、传授给学生。他言传身教，身先垂范，其学生大多成为品学兼优的爱国志士。他在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之任上，直接领导抗金斗争时，其学生蔡志重、厉祥等纷纷投其门下，奋勇战斗，表现出高度爱国热忱和非凡之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