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的发展情况看，唐五代所用体调皆为小令，结构较为简单。自柳永始，慢词遂盛。周邦彦（1056年—1121年）的慢词之作是在柳词的基础上发展的。从柳永到周邦彦，这中间过渡性的词人有秦观。从代表性的作品看，秦观和柳永旗鼓相当（如秦观《满庭芳》和柳永《雨霖铃》）。实际上，秦观的词是补了柳永的某些不足。他在情感表现上虽然也有柳永词的特点，如把情抒发得很充分，但他能做到控制，不把“情”直接说出来，而展现出一幅画面，但读者可以从其画面中体味到情 。
周邦彦的词，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保持了秦观词的特点，即景语的使用方面，不乏情韵；特别是针对柳永词偏于“直说”“直叙”而缺少变化的写法，在章法结构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改进”，变平铺直叙为曲折多变，在感情的“留”上，比秦观控制得更厉害。如他的代表词作《兰陵王》：“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容？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词分三叠，写得回环起伏，曲折有致。为了避免柳词中常会出现的一览无余的弊病，周邦彦有意造成此词时间、空间的多层次、大跨度的跳跃转换。且看，首叠从柳生发，因柳而写到别情。隋堤上笔直伸向天涯之路的垂柳，人间“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的频繁别离，既在横向的空间上给人以无限深远的旷漠感，又在纵向的时间上给人以无限悠远的历史感。如此纵横呼应，为写“客中送客”布设了特点背景。二、三叠在结构上进一步突破时间限制，构成多重的时间交叉。两叠中，“闲寻旧踪迹”是追想之幻；离筵上华灯照席，哀弦劝酒是眼前之真；“愁一箭风快”以下均为设想中的别后情景，但或从行者角度着笔，或从送者角度落墨，或行者、送者并述，用笔变化莫测。如船行飞快，望人天北是代行者设想；水波回旋，渡口沉寂，斜阳冉冉是代送者设想；沉思前事，眼泪暗滴则合写行者、送者别后情思。这从章法上看，未免有点“故作疑阵”“玄虚莫测”之感，但好在它变来变去，总离不开“柳”的形象和“留”的感情，即所谓不即不离。
不仅如此，周邦彦的词还比较多地采用融情入景的手法。他词的景语有比较明显的感情色彩。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写的景物在接受感情的移入时，其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周邦彦不但精于作词，而且精于写古诗和大赋，因而他的“词法”恐怕就很得力于他的“诗法”和“赋法”。他的慢词善用“逆入”“倒插”“腾挪”“顿挫”“暗逗”“盘旋”等写法，因而显得波澜起伏，词气回环，造成一种欲吐又吞的艺术效果。就《兰陵王》一词来说，在第一叠里“倦客”之感，吞吐不露；第二叠叙离别前后景象，也是“无一语不吞吐”；直到第三叠“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收结，方欲说破，却又咽住，真是“欲说还休”。整首词就是这样“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
由此可见，词到周邦彦手里，其抒情结构的确有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他能运用开合变化的手法，化板滞为曲折，变直书径言为曲传其意，使作品形成有如回峰陡转、潮汐涨落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