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04    作者：骆贡祺

　　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发生震惊全国的“墨水瓶事件”，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场规模空前的学生运动。

　　

　　“墨水瓶事件”的前因后果

　　

　　所谓“墨水瓶事件”是南洋公学五班有个同学在一位思想顽固守旧的教师座上放了一只墨水瓶，触犯了这位教师的尊严，校方在这位教师的坚持下，开除了这位学生。引起舆论哗然，特别是被开除学生的班级，全体同学到学校总理（校长）处申辩，因没有效果，当晚全班学生决定退学以示抗议。但校方领导以“学生私自聚众演说”为由，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学生。这就火上加油引起了全校学生的公愤，当即罢课集会，并派出代表要求校方收回决定。可是校方领导既不接受学生要求，又不耐心说清理由，而是大发雷霆，想用威胁慑服学生，然而使校方领导没有料到的是，竟然引起全校学生的集体退学，这时校方才感到事态严重，赶快请出在学生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特班总教习蔡元培出面调解。学生提出校长必须辞职为先决条件，蔡元培不敢怠慢，连夜去见学校督办（董事长）盛宣怀，但盛宣怀对此事没有引起重视，误以为学生们退学只是口头讲讲罢了，就借口“别有要事”为由，不接见蔡元培。第二天早晨，对学生极端负责的蔡元培又写信给盛宣怀，陈述学生要求，但此时200多名学生已检点行装，列队操场，等待回音。等到上午10时还没动静，学生就集体离校。蔡元培也愤而辞职。这才引起盛宣怀的重视，当天下午，当盛宣怀派人拿着他的手谕来挽留学生时，已是“人去楼空”，之后，校方派人四处活动，劝说学生返校，在家长的配合下，只有少量学生返回。盛宣怀痛失这许多优秀学生，特别是他精心培植，寄予厚望的特班学生全部走光，尤其是像蔡元培这样的著名教师也走了。因而感到十分恼怒，对开除学生的始作俑者那名教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那名教师自知罪责难逃，只好灰溜溜地引咎辞职，而下令开除学生的校长觉得“无法向上交代”，也于当天挂冠而去。

　　当时，社会各界对这起学生运动反响强烈。《新民丛刊》评论说：“是舍己为群主义之托始也，尤为吾国学生社会之色。”《教育界之风潮》一书则将此事喻为“一声霹雳”，称“公学革命，其中国革命之先声乎”。《苏报》则增辟《学界风潮》专栏，报道评论此事。而受南洋公学这场学生运动的影响，江南陆师学堂、浙江大 学堂相继发生学生退学、罢课、集会等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一时风起云涌，被社会称为“学界风潮”。

　　然而，“墨水瓶事件”传到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耳里，他竟然幸灾乐祸致电盛宣怀，说什么“南洋公学已罢散，能否趁此停办，或请南洋另筹款”。言下之意，如不停办，将切断招商局和电报局每年给南洋公学的十万两银子的经费。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就在年前李鸿章死时，盛宣怀还郑重向清廷推荐袁世凯接任李鸿章北洋大臣的要职，想不到袁世凯恩将仇报，趁着盛宣怀父死“守孝”，夺去招商局和电报局之权。现在又乘人之危，以断绝办学经费为要挟，妄图扼杀南洋公学，这使盛宣怀进一步看清袁世凯阴险毒辣的真面目，更加坚定了办学的决心，便镇定自若地回电道：“十月间，诸生与教习小有口舌，旋即安静，并未罢散。”并告诉他，即使你袁世凯切断南洋公学办学经费，我也要坚定地办下去。为了克服困难，盛宣怀采取“收束”（收束办学规模）和“启用积存”（资金）及“劝募”（募捐）等措施和办法，使学校渡过难关。

　　

　　学潮“闹出”一所震旦大学来

　　

　　再说从南洋公学退学出来的学生，受到蔡元培无微不至的关怀。先是安排他们到章太炎先生办的爱国学社，听太 炎先生讲国学和时事，但蔡元培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遂与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商量办所大学，使这批学生继续深造。马相伯慷慨解囊，捐献自己的家产——松江和青浦的3000亩农田，作为办学经费，同时得到上海天主教耶稣会襄助，于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借徐家汇老天文台的地方办起了“震旦学院”。取名“震旦”，马相伯解释说：“震”谐音“秦”，系中国名称；“旦”取义“晨”，寓意“中国之曙光”。学校刚开学时，只有145名学生，全部是从南洋公学退学出来的学生。马相伯亲自担任总教习，蔡元培担任高年级教习，学科为法语、英语、数学和哲学。

　　次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从周来校任总教习，企图掌握学校大权，改变马相伯创办初期制订的章程，招致学生不满，纷纷退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马相伯被迫离校，另创复旦公学（即后来的复旦大学），宣布震旦学院解散，与学生同舟共济的蔡元培也暂离教育界去德国游学。同年8月，学院在法国耶稣会主办下重新开学，成为中国第一所天主教大学。耶稣会委任中国神父李问渔（李杕）任校长，南从周仍任总教习。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震旦校园从徐家汇迁入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227号，占地103亩，与圣玛丽医院（即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相邻。1913年法国里昂医学院文森特院士来华考察，在 他建议下震旦学院办起了医学选修科，1915年正式设医学科，学制六年，授医学博士学位。1932年向中国政府立案改名为震旦大学。办学经费除了马相伯捐献的3000亩土地，同时还得到英、法租界房地产价值十万银元的捐助。据说，当时的法国政府视震旦为在华的法国大学，所以直接向震旦大学提供各种经费，光是民国八年（1919年）法国财政部一次就拨给震旦大学60万法郎。有了充足的经费，学校先后在吕班路东侧建造多幢砖木结构楼房，作为教室、实验室、办公室，又在劳神父路（今合肥路）和吕班路转角东南面建造三层“震旦博物院”，将徐家汇博物馆藏品全部迁入划归震旦，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震旦大学在吕班路校园面积扩大到150亩，建有校舍15幢，其中大礼堂和“红楼”成了震旦标志性建筑。这时，学生已增加到上千人，其中女生150多人，办学质量显著提高，尤其是医学院名闻全国。为了发展医学教育，震旦大学于1909年在圣玛利亚医院设置两年制的医学预科，1912年制定了五年制的医学教学大纲，1917年授予第一批医学博士学位，并把圣玛利亚医院和圣安东尼医院（仁爱医院）作为震旦的附属医院。由于入学门槛甚高，该院每年毕业的医生人数很少，平均每年只有25～30名。尽管如此，但当时中国的40多所有名的医院中，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占支配地位。尤其是教会创办的医院中，75%以上的医师都是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收回教育主权，1951年震旦大学改为人民自己办的私立大学。直到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震旦大学虽然只存在半个世纪，但人才辈出，从震旦校园走出的名人不计其数。如称为“震旦三文”的胡文耀、翁文灏、孙文耀。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现代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医学寄生虫学专家毛守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陈延年，知名气象学家蒋炳然，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北京大学著名法学教授笍沐，梅兰芳的女儿梅葆玥、作家李青崖等。

　　

　　悲欢离合一百零三年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震旦的文学院、法学院、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医学院则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合并，组建为上海第二医学院。1985年，上海第二医学院改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2005年7月19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至此，1902年南洋公学学潮为安置退学学生而设立的震旦大学，经历分分合合，发展为之后的复旦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103年后，各自又开始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