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维是歌剧《白毛女》的曲作者之一,寄明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曲作者。这对作曲家伉俪来自延安,复兴西路卫乐公寓曾是他们的旧居。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来到这里拜访我崇敬的两位老师。
钢琴成“红娘”,窑洞结连理
我与瞿维先生相识于1983年。那年市文联组织文艺家去安徽采风,其间上了黄山。回沪后,先生邀我去了他的寓所,就在那里,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他的夫人、同为作曲家的寄明老师。
瞿维,1917年5月出生于江苏常州。自幼喜爱音乐和戏曲。1933年来到上海,进入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美术和劳作。1935年毕业后,在上海、湖北宜昌任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1938年5月在宜昌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以音乐艺术为武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1940年2月,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而此时,有延安第一位女钢琴家之称的寄明,早他半年来到了延安。寄明原名吴亚贞,1917年6月出生于苏州。中学毕业,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范科并被录取。她主修钢琴和琵琶。1939年8月,为追求光明,冲破层层障碍,到达延安。为表达“寄希望于明天”的信念,吴亚贞改名为寄明。194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与瞿维一起成为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教员。
1941年,在重庆的周恩来将一位爱国人士赠给他的一架德国钢琴,转送给了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钢琴在当时可谓是珍贵的乐器。林伯渠同志得知寄明是位钢琴演奏家,便把她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调到了鲁艺。当时还规定,只有三个人有资格弹这架钢琴,其中两人就是寄明和她后来的丈夫瞿维。
这架钢琴成了瞿维与寄明的“红娘”。1942年初,两人在延安宝塔山下的窑洞里喜结连理。在延河畔,他们的好朋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延安颂》的曲作者郑律成拍下了合影——两人穿着肥肥的棉衣棉裤,坐在小土堆上,脸上都架着斯斯文文的眼镜,眼神中闪耀着对光明的憧憬。
同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这里召开。瞿维、寄明夫妇作为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并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寄明称这次座谈会使自己深刻认识到了创作与深入生活的关系。她走出琴房,热情学习陕北民间音乐,这种深入民间采风的作风贯穿了她的一生 。
作为座谈会的产物,三年后,中国新歌剧的代表作《白毛女》,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诞生。这是瞿维与马可、张鲁共同合作作曲的重要作品。此剧在当时延安连演30多场,反应极为强烈,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白毛女》的创作不仅对中国歌剧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产生过广泛影响,而且对瞿维后来的创作也具有重要意义。
1951年,瞿维与张鲁合作了电影《白毛女》的音乐。1961年,他创作完成了管弦乐幻想序曲《白毛女》,以及于1974年根据舞剧《白毛女》的音乐编成的管弦乐组曲《白毛女》。打开国家文化部“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 ”名册,芭蕾舞剧《白毛女》赫然在目。此剧编导、前上海舞蹈家协会主席胡蓉蓉和作曲家严金萱生前曾告诉我,瞿维不仅参与了整部芭蕾舞剧音乐的修改工作,而且整整花了三个多月为总谱定稿。
留苏学成归,新作连奏响
新中国的诞生,为两位作曲家打开了新的里程碑。为造就新中国的国际音乐优秀人才,1955年9月,瞿维作为国家特别选修生被送往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作曲、复调和配器。莫斯科音乐学院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学院之一,有最为严格、全面的音乐教学体系。瞿维说,能去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是自己的幸运。上世纪50年代,俄罗斯的老一辈音乐巨匠在学院执教,各艺系都有顶级的大师领衔授课。学生们经常可以在楼梯上碰到肖斯塔科维奇,在走廊里见到哈恰图良、奥依斯特拉赫,还可能与柯岗擦肩而过。
瞿维师从巴巴扎年。在这闻名的学府里他刻苦学习各种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法,同时不忘创作。他留学进修期间写成的主要作品有管弦乐组曲《秧歌场景》《G大调弦乐四重奏》和钢琴独奏曲《序曲》等。
1959年,进修四年的瞿维学成回国。以后他一直在上海交响乐团担任专职作曲。此刻他的专业艺术已越发成熟,而要报效祖国的心愿也越发强烈。
1963年,瞿维创作完成又一部新作品——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上海之春”的汇演上首次公演就获得巨大成功。评论家称其是继歌剧《白毛女》后,作者反映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又一代表作。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得到海外音乐界的重视,后来由华裔指挥家林克昌指挥名古屋交响乐团在香港灌制成唱片,在全世界发行。
瞿维是个勤奋的音乐家,其间创作不断:1959年为电影《革命家庭》音乐作曲;1962年完成了交响幻想曲《白毛女》;1963年应钢琴家顾圣婴的约请,创作了钢琴曲《洪湖赤卫队》幻想曲,次年又改编成管弦乐曲;1964年创作了组曲《光辉的节日》;1965年,他深入大庆生活,铁人王进喜等先进工人的事迹深深感动着他,不仅创作了大合唱《油田颂》,还写出歌曲《工人阶级硬骨头》,在全国广为流传,影响至今。
粉碎“四人帮”后,瞿维焕发了新的艺术青春,新作品不断:室内乐《仙鹤舞》、交响诗《红娘子》(与王久芳合作)、钢琴与乐队《音诗》等。1988年,他还应邀为海南建省创作了管弦乐《五指山随想曲》。
新歌传四海,金曲采风来
再说寄明,1953年8月,寄明上调到北京中央电影局音乐处工作。自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电影作曲创作。
1955年她从北京调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先后担任音乐创作室副主任、作曲组组长。她开始为一部部电影作曲配乐。《李时珍》《平凡的事业》《凤凰之歌》《鲁班的故事》《金沙江畔》《燕归来》等影片留下了她创作的美妙音乐,同时,她写就的一首首电影插曲传遍大街小巷。由张瑞芳主演的电影《凤凰之歌》插曲《山中的凤凰为何不飞翔》,由达式常、高英主演的电影《燕归来》插曲《燕归来》《欢迎你远方的客人》等被广为传唱。
除了钢琴,寄明还能演奏多种乐器。由于自己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她还十分关注儿童歌曲的创作。1981年的春天,正忙于为电影作曲的寄明收到了邮递员送来的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一位作者寄来的一首歌词:“我们欢乐的笑脸,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我们清脆的歌声,比那百灵鸟还要婉啭……”她读了一遍又一遍,终于,一个动人的旋律随口飞了出来,这就是《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随着全国各省市的电台传播,飞向全国。不久,在文化部、团中央向全国征歌中,这首歌被评为一等奖。
《好阿姨》《我爱我们的班级》《新中国少年进行曲》《浪花亲着我的小脚丫》等,是寄明先后为儿童创作的歌曲。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而其中最令人称颂的,无疑是寄明为电影《英雄小八路》谱 写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958年,金门炮战,让全国人民知道了厦门何厝小学13名小学生穿行炮战中支前的故事。一年后,厦门第三中学语文老师王添成,根据他们的故事,创作了话剧《英雄小八路》。
第二年的六一儿童节,上海戏剧学院排演的话剧《英雄小八路》在福州公演,演出引起轰动并引发了连锁反应 。“英雄小八路”的故事引起上海影剧作家周郁辉的关注,他把话剧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剧本。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认为这是热门题材,决定马上拍摄,而把谱写这部影片主题歌的任务交给了寄明。
在复兴西路的寓所里,寄明翻看着还带着油墨香的剧本。对儿童歌曲创作多一份母亲情怀的寄明,那天正跟瞿维商讨该如何写。为让主题歌能真正反映影片所依据的事实和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瞿维建议寄明到当地采风,丰富素材。一向对深入生活十分重视的寄明,马上采纳了瞿维的意见,从上海专门来到厦门。她寻找到那些已经升入初中的“支前小英雄”,听他们讲述当时冒着炮火上阵地,给解放军送饭、送开水的英勇故事。寄明不时被孩子们那种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动。新中国少年儿童身上那种为实现革命先辈理想,愿意无私奉献自己一切的纯洁而崇高的心灵,真的把她打动了,她时刻在寻找最能体现影片主题的旋律。
采风快结束了,一个热情奔放节奏和起伏度较大的曲调在寄明耳边萦绕,她连忙挥笔直书,《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初稿一气呵成。寄明高兴地带着它回到家中,马上哼唱给孩子们听。孩子们一边学唱,一边连说好听。寄明并不满足,反复修改后,最终才定了稿。
1961年,电影《英雄小八路》上映,片中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其鲜明、朝气蓬勃的音乐形象,受到少年儿童的喜爱。歌声不胫而走,飞扬在祖国大地。1978年,此歌荣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同年,共青团中央在征求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后,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正式确定为《中国 少年先锋队队歌》。四十年了,戴着红领巾的中国少年儿童唱着这首不朽的作品——队歌,为理想而发愤图强,走向美好的未来。
才女患重病,抗争见真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天,寄明上街,走到淮海中路时忽地迷失了方向,终于昏倒在路旁。幸被一位熟人发现,送她回到家中。经检查,被诊断为早期老年认知障碍症。
瞿维和寄明开始共同向命运作抗争,每天一早,瞿维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妻子床边,捧着她的脸拍拍她的双颊,亲亲她。他轻轻抱起她,放在一张为她特制的椅子上,为她洗脸,用柔软的小毛巾为她擦洗口腔,由阿姨捧住寄明的头使她稍稍后仰,瞿维便往她口中喂牛奶或酸奶,有时喂蒸鸡蛋。中午和晚上,瞿维亲自把鱼和肉、蔬菜、水果嚼碎,分别装进小小的杯里,放进冰箱,餐前拿出蒸热,再给妻子喂食。丈夫就是用这样的办法维持着亲爱的妻子的生命。
瞿维不离不弃,照顾寄明整整10年。1997年1月13日,寄明逝世,享年80岁。
2002年,为音乐出版社的出版,瞿维要将《白毛女》歌剧的音乐部分进行新的管弦乐配器。为避免干扰,他来到老家常州。5月20日,他上午还趴在总谱上工作,当天却发生了大面积脑溢血。经医生抢救无效,不幸于19时40分在常州逝世,终年85岁。
瞿维生前对自己的子女留下过遗愿,要把音乐遗产捐赠给长期工作和奋斗过的上海交响乐团。瞿维子女尊重父亲的遗愿,已前后三次捐赠了父亲的创作手稿、乐谱、书籍和唱片等多年来珍藏的音乐资料。
图片说明:1942年,瞿维、寄明夫妇在延河边合影郑律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