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又称《吴子兵法》《吴起兵法》），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著，《武经七书》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入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丛书》，在延安出版发行，供八路军干部学习参考，成为我军继承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重要原典之一。
《吴子》有名言：“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安国”以“先戒为宝”，反映了以固国为本、防卫为先和我不犯人、防人犯我的备战守土意识。统览《吴子》全书，“戒”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具体的实践性概念：一是立戒备之心，就是要有忧患意识和常备不懈的临战心理准备，诚如书中所言“备者，出门如见敌”；二是务守胜之实，要富国强兵，造成敌人不敢攻和莫能攻之势；三是行善守之道，即坚守道义，攻守相济，料敌应变，进退有节等。
“戒”包含易变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要素。在这里，国情、军情、民情、边情、敌情、世情……的现状与发展变化等 ，都是筹划“戒”时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但是，“戒”不是唯一的、消极的选项，有“先戒”必有“后争”。据《吴子》之意，只要符合“安国”的仁义法则，举兵相争， 反制寇敌，乃至越境千里，以实现“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的价值诉求，亦是“戒”的必然逻辑延伸，是安国之道价值内涵的合理诉求。
《吴子》把“先戒”视为安国之宝，那么如何“戒”，怎样才能“戒”得更有理、有力、有节、有实效，“戒”得令敌国不敢图谋妄举，四海诸国多来邦交？《吴子》说得极为简明：“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简称“修文治武”）。
《吴子》说：“战胜易，守胜难。”战胜靠军事实力，而“戒”的最高境界“守胜”，在于实现《孙子兵法》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不仅需要足够的武备力量，还需要政治、经济、国民精神等国力的强大。所以，安国之道，必以戒敌为先，以固国为本；只有根本坚实，才能更有效地戒敌安国。
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吴子·图国》篇中。“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该篇首句就出场了两个重量级人物：一个是吴起，为谋求大将军一职，身穿儒服，前来魏国参加“殿试”策对；另一个是国君魏文侯，为招贤安国，亲自殿试出题，察才选将。
欲以谈兵论战为主题前来应试将军职位的吴起，不以武士装束，却身穿儒服，这好像是他精心设计的。这就是要传递给魏文侯一个信号——我吴起是崇文尚武、文武兼备之士；也象征着他要进献的治国安邦之策是“修文治武”。所以，当魏文侯故意试探吴起“寡人不好军旅之事”时，吴起以史为鉴应对说：“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起乘势纵谈修文、弘论治武，旁征博引，新论迭出，博得魏文侯的高度赏识。于是，文侯亲自设席，夫人捧酒，宴请吴起于祖庙，任之为大将军，镇守西河，以拒秦、韩。
这就是说，固国安邦必须修文治武，文、武并举，不可偏废其一。这是《吴子》一书的核心。统览《吴子》，从文义上看，所谓的“文德”并不是狭义上的儒家伦理道德，而是一个与“武备”相对应的非“武”意义上的“文治”概念，其基本内涵和要求是修明政治、整饬吏治、取信于民、和合社会、夯实国力等。这是凝聚民心、创造国力、稳固国基的宏大安国工程。国基不固，必殇防务；“文德”不修，内怨外忧。吴起以三苗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的史实，向魏王强调“修文”与“治武”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