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8-21    作者：陆林森

　　上海拍摄的一批左翼影片，使国民党反动派如坐针毡，他们加紧了对电影剧本、影片进行严格审查和取缔，捣毁电影公司、进步书店。

　　 

　　左翼电影使反动当局如坐针毡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了。淞沪一战，大长了中华民族的豪气，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斗志。几个月后，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派，竟与日方坐在了谈判桌前，签下“淞沪停战协定”。日方要求中方，停止抵抗，取缔一切抗日活动，国民党反动派无耻地答应了。

　　“淞沪停战协定”甫一落地，当局就开始行动：禁止拍摄和放映涉及抗日的影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通令”称：“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当此战事结束之际，政府正谋对外和平，且停战协定，业经签定，不日将开圆桌会议，国际间充满和平空气，如一旦发现此项挑拨刺激之影片，将影响和平进行，大背政府初衷。”对已经摄制，或正在摄制，以及准备摄制的抗日题材影片和电影剧本，当局也实行严格检查，如发现与“通令”不符，立即强行禁止摄制。早些时候，一批如《上海战史》《上海之战》《上海抗日血战史》等抗日新闻片、纪录片，上海租界工部局禁止在租界内放映，可以在租界外影院放映　。“通令”颁布后，上述影片一律不得放映。新闻片、纪录片如此，故事片也如此，如《东北二女子》公映不久，因涉及抗日，被强行禁映。有些影片，当局进行多次检查，大肆删除镜头，如影片《东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因片名带有“抗日”两字，被改为《东北义勇军血战史》，抹去了令当局色变的“抗日”两个敏感字。

　　诸如此类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上海民众的极大愤慨，人们责问当局：“《淞沪血战史》为什么禁止放映？”上海电影刊物如《电影艺术》等，也纷纷提出抗议：“为什么要禁止摄制含革命性的影片？”

　　上海拍摄的一批左翼影片，使国民党反动派如坐针毡，加紧了迫害和“残杀”：御用机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二届年会，提出“电影在教育上应负的任务”是什么所谓的“救贫致富”“起弱图强”等荒谬主张，甚而至于重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陈词滥调，同时成立所谓的“电影年鉴编辑委员会”，出版“中国电影年鉴”；东方影片公司重金“购买”剧本，摄制颂扬反动政权“德政”影片；“南昌行营”“政治训练处”成立“电影股”。为配合对苏区五次围剿，进一步扩大“电影股”，炮制反共纪录片，攻击左翼电影运动；1933年3月初，黄高漠、刘 响腾等一批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影评人士，创办《现代电影》杂志，贩卖兜售“软性电影”谬论，在上海一些无聊报刊相继发表文章，攻击左翼电影运动和左翼电影工作者；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成立“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下设“剧本审查委员会”“电影检查委员会”，对影片、电影剧本进行严格审查。取缔、迫害，如此等等，手段不一而足。

　　

　　针对左翼影片的残暴行径

　　

　　左翼电影和新兴电影的兴起，使反动当局不断出台打压政策，监管、审查越来越严苛。1934年11月到1935年3月，短短五个月，未予反动当局通过的电影剧本就有83部！

　　除了严加审查，当局还成立了所谓的“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屡屡约谈各电影公司，严禁生产“赤色”或暴露社会黑暗的电影。《电声》是一份有影响的电影杂志，1932年5月1日创刊，梁心玺、范寄病主编。创刊不久，在上海滩发起评选电影皇帝，金焰就是在这次评选活动中“黄袍加身”，成为大众瞩目的“电影皇帝”。1934年1月，《电声》改刊为《电声周刊》。1935年，这份在上海滩广有影响的电影杂志，第三期刊登了当局的一份“宣言”：

　　“各电影公司以后绝不得再摄制宣传赤化、危害国家、描写阶级斗争、尤绝不得以‘普难’意识电影混为‘民族’意识电影，对于社会变态的黑暗面的描写，亦应竭力避免，以附和教育社会的旨趣；凡正在摄制，或已摄制而未公映的影片，如明星之《上海二十四小时》、联华之《风》、艺华之《黄金时代》《烈焰》《肉搏》《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等应自动删改，方可出租放映，如万一不能删改者，应即停止摄制；凡已放映过的鼓吹共产的影片，如《三个摩登女郎》《狂流》《母性之光》《盐潮》《压迫》《香草美人》《天明》《女性的呐喊》《城市之夜》，须一律自删剪，凡有危害民族统一、挑拨阶级对立、宣传共产思想的描写者，须彻底剪除之；田汉、沈端先、钱杏邨、茅盾、沈西苓、娄建南、许幸之等均属赤色作家，各公司对彼等所编剧本，绝对不得采用，并须迅即解除其雇佣合同；从今年起，二三两款所列各片，如各制片公司无修改表示，并正式在各报刊布修正情形，国内各地，无论任何电影院不得租映，倘故抗违，定以炸弹轰炸各该放映之影院；各电影刊物及各大报之电影副刊，亦应特别自动警悟，勿再刊载鼓吹赤化之影评，否则亦当以炸弹奉餐。”

　　这份“宣言”，措辞之严厉，口气之蛮横，甚至使用了“炸弹”等威胁性词语，简直到了疯狂打压、欲置左翼电影于死地的程度！那些带有进步倾向的电影公司，及其生产的电影，如联华影业公司生产、反映“生活贫苦”“不幸婚姻”等社会问题的《母性之光》，以及《风》，也都在当局“严令不许”之列。

　　1934年1月，“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散发“除电影赤化宣言”，警告上海各家影片公司　，“以后绝对不得再摄制‘宣传赤化’‘描写阶级斗争’和对于社会病态黑暗面描写”的“普罗意识”电影，一批如《上海二十四小时》《丰年》《风》《黄金时代》《烈焰》《肉搏》《中国海的怒潮》《民族生存》等，“正在摄制或已制而未公映的影片”，“应即自动删改”，“不能删改者，应即停止摄制”；《三个岸登女性》《狂流》《母性之光》《盐潮》《压迫》《香草美人》《天明》《女性的呐喊》《城市之夜》等“已经放映过的鼓吹共产的影片”，“须一律自动制剪”，其中“挑拨阶级对立，宣传共产思想的描写者，须彻底除之”。他们还威胁说，田汉、沈端先、钱杏邨、茅盾、沈西苓、楼建南、许幸之等“赤色作家或共产党徒”已被“呈请政府通缉”,“各公司对彼等所编剧本，绝对不得采用”。如果租映没有经过“修正”的上述影片,“定以炸弹轰炸各该放映之电影院”，“各电影刊物及各大报之电影副刊”亦应“勿再刊载鼓吹赤化之影评，否则亦当以炸弹奉飨”。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竟然出头代表“官方”讲话，在报上公开叫嚷不准映出“煽动阶级对立”“挑拨贫富斗争”的“普罗意识作品”。

　　反动当局认为，“明星”“艺华”“联华”等电影公司，都成了共产党左翼文化人士的阵地，“联华”主创人员田汉、沈西苓、许幸之等，也都是“赤色作家”，因此，屡加弹压。令人震惊的针对左翼影片的暴行，在上海发生了。

　　“蓝衣社”捣毁艺华影片公司

　　

　　1933年11月12日上午，“蓝衣社”三十多名打手，冲进艺华影片公司，又打又砸，顷刻间，好端端的一家公司，毁于一旦。这场法西斯暴行，激怒了上海民众。第二天，《大美晚报》发表专门文章，对这起事件进行了客观报道：“昨晨九时许，艺华公司在沪西康脑脱路金司徒庙附近新建之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之青年三人，向该公司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在执笔签名之际，另一人遂大呼一声，则预伏于外之暴徒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蜂拥夺门冲入，分投各办事室行捣毁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刷火共产党……’等等字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约遍七分钟时，由一人狂吹笛一声，众暴徒即集合列队而去……该会且宣称昨晨之行动　，目的仅在该公司，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之调查矣。”

　　法西斯迫害，还在进一步升级，连上海各影院也未能幸免于难。11月16日，《大美晚报》报道：“‘上海电影界铲共同志会’在11月13日还向上海各影院发出了所谓‘警告信’，对于 田汉（陈瑜）、沈端先（蘩叔声、丁谦平）、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剧、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接着，国民党特务又捣毁了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店，以及承印《中国论坛》的勒佛尔印刷所。

　　在国民党反对派唆使下，特务、恶棍接连捣毁进步书店，散发“警告文化界”传单，扬言要“对于文化界来一清算”，“除对于良友图书公司给予一初步的警告外,于所有各书局各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调查”，“严重警告，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字”，不论作品、文章、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

　　反动派变本加厉的迫害，使中国电影文化协会被迫停止了活动，夏衍等人被迫退出了明星公司。田汉、阳翰笙、聂耳等在“艺华”“联华”也不能公开活动了。原来由左翼影评人支持的电影副刊，有的被迫停刊，有的开始转化，曾受左翼影响的个别不坚定的电影工作者，离开了左翼电影队伍。正面宣传反帝抗日、直接描写阶级斗争、深刻暴露社会黑暗的影片，都失去了摄制的可能。

　　罗明佑吓坏了，立刻“变脸”，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提出“挽救国片、宣扬国粹、提倡国业、服务国家”口号。罗明佑还抛出了所谓的“国粹”影片计划，代表“联华”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签订合约：合拍新闻片。他的反动立场，遭到了影人们的解决抵制，“四国主义”引起一片质疑之声。阳翰笙痛斥：“四国主义”是“死国主义”“锁国主义”。

　　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联华影业公司组织成立了“联华同人会”。聂耳是“联华同人会”负责人之一，带领“联华同人会”与罗明佑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求撤销“四国主义”口号。面对群情激愤，罗明佑不得不取消“四国主义”，但老于世故的他，接着又抛出“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口号。罗明佑的这一新口号，再次遭到抵制，聂耳当即指出，所谓的“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口号，换汤不换药，不过是“四国主义”翻版而已。

　　外侮加剧，民族危机日深，当局疯狂打压，左翼文化阵容结构变化，短暂繁荣了三年的上海电影，由“热”转“冷”，渐渐沉寂，进入了“间歇期”。

　　图片说明：左翼电影《春蚕》，由夏衍根据茅盾同名小说编剧

　　          联华影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