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24    作者：徐鸣

　　溧阳路南起黄浦江畔虹口港，北至四川北路，长2661米，1889年~1916年修筑，中间被四平路拦腰截为南北两段。原来以工部局总董狄思威命名路名，叫狄思威路，1943年更名为溧阳路。

　　 

　　总同盟罢工令从这里发出

　　

　　

　　上海总工会秘密办公机关位于狄思威路麦加里21号（今溧阳路965弄21号附近）。1925年5月，顾正红事件和“五卅”惨案发生，迫使上海总工会结束地下状态，公开成立。9月18日，奉系军阀的淞沪戒严司令部发出布告，解散并封闭上海总工会。当晚8点半，戒严司令部派出大批军警来到闸北宝山路宝山里总工会，将职员驱出门外，查封案卷物件，没收救济款，在大门上贴上封条，强行封闭总工会。同时，逮捕了总工会会务科主任刘贯之和交际科主任杨剑虹，并以“传讯”方式，企图逮捕李立三、刘少奇，但两人已经秘密转移。9月21日，奉系军阀正式下令通缉委员长李立三，上海总工会遵照中共中央指示 ，又转入地下，并在被封第二天，一面发表宣言严正抗议；一面紧急通告各工会工友：不罢工；不乱动，守秩序；工会照常办事，不要惊慌。全市工人对总工会被封无比愤慨，痛恨帝国主义和军阀，一致要求启封。9月24日，上海纱厂总工会、铁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及各业各厂共117个工会，为总工会被封联合发出告全国同胞宣言，热情赞颂了上海总工会为工人群众作出的卓越业绩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谴责军阀摧残工会的罪行，以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正因为上海工人与总工会的血肉联系和真挚感情，中共中央紧接着第二天就发表了《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书，指出工会是建筑在工人身上的，房屋和招牌可以被封条查封，但封不掉在工人心中的总工会。总工会是20万工人的组织，虽然一时被封，总有恢复的一天。同日，为适应秘密工作需要，中共上海区委决定改组上海总工会党团，由汪寿华、谢文锦、项英和林育英4人组成新的党团，并在狄思威路麦加利21号秘密办公，领导全市工人运动。

　　之所以选择麦加里21号作为上海总工会秘密办公地点，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是石库门房子，前后都有门，万一碰到紧急情况，可以迅速撤离。且狄思威路属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　，还是在华人管辖之下，方便党的地下工作者来来往往。李立三、项英、林育南等经常来此地研究工作，以“工人代表会议”名义进行整顿、恢复全市各业工会，组织抗议活动，营救被捕的工会领导人，深入工人群众中去指导斗争积极筹划和准备工人武装起义等事项。

　　吸取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教训，1927年3月21日清晨，上海总工会在狄思威路发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同盟罢工令（《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记录》第253页），上海80万工人一致响应。中午12点钟，全市各工厂的汽笛和黄浦江上的轮船汽笛交响齐鸣，各工厂工人闻声后立即关车停工，纷纷拥出厂门冲向街头。而上海的学生们在上海学联会的发动和组织下，为了与各界行动一致，也宣布了总同盟罢课。还有学生组织纠察队，加入了工人斗争的行列。根据预定计划，全市总同盟罢工实现后，立即转入武装起义。因此，全市7个地区的罢工工人在武装纠察队的带领下，涌至指定集合地点，向着预定的目标发起冲击。武装起义解放了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并取得胜利。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翌日，上海总工会搬到位于会文路210弄的湖州会馆办公，从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活动。

　　1977年，溧阳路麦加里旧居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因轨道交通建设需要拆除。2002年调整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点。

　　鲁迅存书的地方

　　

　　

　　鲁迅存书室又称鲁迅藏书室，地址是狄思威路766号（今溧阳路1359号），一幢红瓦灰砖木结构、坐北朝南的3层楼房，存书室位于2楼，面积20.5平方米。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鲁迅因担心日军搜查其寓所，想出一个将寓所同其大量藏书分开的主意，通过内山完造以内山书店店员镰田诚一的名义租下此幢房屋，藏书约6000册，其中包括瞿秋白文稿、柔石的遗著及纪念物等。想当年，瞿秋白夫妇身无长物、经济拮据，是鲁迅劝瞿秋白编译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这样做一是介绍进步读物；二可缓解燃眉之急。由于出版“红色译作”风险极大，许多书店都不敢接。鲁迅就采取“打包”法，将自己的《二心集》连同译稿托人一道卖给合众书店。起初该书店只肯收鲁迅的作品，不要译稿。后来经过多次磋商，书店才做了变通，把译者改成“史铁儿”，抽出1篇译作《不平常的故事》发行了单行本。1933年10月，这些译稿加上《高尔基自传》等3篇文章，仍由鲁迅介绍给生活书店，定名《高尔基创作选集》印发，但却与单行本一样发行时被禁。鲁迅为此极为愤慨。瞿秋白就义后，鲁迅搜集了瞿秋白所有遗稿，在自己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时，编为《海上述林》精装出版。而柔石的情况同瞿秋白相似。他初到上海，生活困难，打算卖掉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原稿以维持生计。鲁迅了解情况后腾出景云里23号房子让柔石暂住，并热心将书稿介绍给北新书局出版，还推荐外国作品请他翻译 。1931年2月7日，柔石在龙华监狱被害，鲁迅奋笔写下“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诗句，强烈控诉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暴恶行。不久，鲁迅把柔石生前喜爱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精美印刷出版，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

　　由于得到内山完造和同宅的日本友人掩护，在鲁迅存书期间未受租界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的干扰。1936年鲁迅逝世后，许广平迁居，存书室的藏书也一同搬走。抗战胜利后，日侨回国，溧阳路1359号迁入中国居民。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在上海的绝大多数藏书由许广平送交北京鲁迅故居保存，因此上海的鲁迅存书室未按原状恢复，房屋基本上保持历史原貌，现为民居。

　　红瓦丛中一点“白”

　　

　　

　　溧阳路马路两旁基本上是旧式里弄房子，其中有48幢花园洋房，灰砖红瓦，维多利亚风格。这些基本上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花园洋房，大多设两个门牌号，从中轴线划开，如今称该形式为“双拼联体别墅”。回溯历史，曾经有不少名人在溧阳路居住过，像郭沫若、曹聚仁、金仲华、陆澹安等。现在都被辟为历史名人旧居。本以为溧阳路在虹口区属于比较高档的住宅区，都是民居，不料却在四平路以南一段，堂而皇之挂着1家工厂招牌，且是国内最早生产针织产品的知名企业。这家工厂就是景纶衫袜厂。

　　1896年，浙江籍富商吴季英，向社会集资5万银元，购置了国外手摇袜机等先进生产设备，聘请德国工程师主管技术，在虹口狄思威路　284号创办了“云章机器织造衫袜厂（景纶衫袜厂前身）”。开工不久，就生产出汗衫和袜子等产品。但吴季英不善企业经营，袜子质量、产品款式以及广告宣传等根本无法与洋货竞争，厂里连续几年亏损后，于1902年一次性转让给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广东籍大富豪徐润。

　　徐润接盘后，为了做生意吉利，便将厂名改为“景纶衫袜厂（简称景纶厂）”。掌管初期，厂里只能生产普通的罗宋帽和袜子。徐润经过市场调研后认为，国货针织产品生产前途宽广，于是投资引进国外先进生产设备，并组织技术人员大胆试制生产了社会上需求量极大的“锦地衫（即凸纹汗衫）”等新品种。就在新产品投入市场后不久，1905年国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洋货，使用国货”的群众运动，景纶厂的针织产品乘此东风，在原来洋货针织品充斥我国市场的情况下，一炮打响，迅速打开市场销路。1910年，景纶厂生产的“鹿头”牌汗衫、袜子等国货针织产品，在中国第一届国货博览会上一举荣获银质奖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如英、德等国的洋货针织品进口量有所减少，这给国货针织行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厂里的技术人员又多次进行技术革新，开发生产出“鹿头”牌厚绒卫生衫等新产品，除了在国内各地城乡畅销外，还远销东南亚地区。这是中国最早出口到国外的民族纺织业产品。景纶厂在打出名牌“鹿头”牌商标的同时，陆续从1928年起，向国民政府农商部注册了“金爵”牌、“飞鹰”牌和“狮球”牌等产品商标。为了让消费者对景纶厂的产品有所了解，并能认准牌子购物，景纶厂的商标图案左右两边印有170多个文字，如此既为厂里产品做广告宣传，又为消费者做友情提示，可谓一举两得。该商标图案及产品包装的设计风格，在民国早期并不多见。

　　经过几年的经营，由于景纶厂注重产品质量和广告宣传，因此获得丰厚利润。为了取得更大发展，1917年，景纶厂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景纶公司的股票是老上海股市上的　“三小龙”之一。成为股份公司后，景纶厂又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机器，并增加漂染设备，逐步将工厂打造成国内全能的针织厂。为了增加知名度，景纶厂生产的“鹿头”牌等各类针织内衣、袜子等，还经常参加国内组织的各种展览会、展销会，更于1926年，在上海针织业同业公会的推荐下，参加美国费城博览会，不出意料获得纺织品丙等金质奖，“鹿头”牌产品商标也因此名满天下。

　　从20世纪30年代起，考虑到升级换代，景纶厂决定停止生产袜子产品，专门从事针织内衣生产，为此大量投入人力和财力。付出得到回报，每年研制生产的针织新产品层出不穷，如1934年景纶厂在国内首创的“金爵”牌60支网眼麻纱汗衫、加厚精梳棉毛衫和儿童衫等，均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另外，景纶厂生产的“鹿头”牌卫生衫等产品，也都是20世纪30年代国内纺织品市场的名牌产品。至1937年抗战前夕，景纶厂拥有职工230余人，系国内大型针织行业的知名大厂。厂里生产的夏季内衣有“鹿头”牌麻纱衫、桂地衫（又称景纶衫）；春秋季服装有“狮球”牌春秋衫、双纱衫、锦地衫；冬季服装有“金爵”牌卫生衫等各种款式。这些产品在国内针织内衣市场上，全是数一数二的热门品种。且为了扩大销路，景纶厂除了在上海设有多个门市部之外，还在天津、重庆、汉口、南京、香港等地设立办事处或发行站　，并在全国其它大中城市设立“鹿头”牌产品代销处。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景纶厂生产日趋衰落。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景纶厂一直没有缓过来，全厂职工只剩下70多人。“鹿头”牌等各类针织内衣的产量虽有一定的恢复，但仅仅是过去的一半都不到 ，因此失去了国内针织行业的“领头羊”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景纶厂生产迅速发展。到1956年公私合营，再加上1958年“华庆”等8家小厂先后并入，景纶厂规模逐渐扩大。同年，厂里对原厂房进行翻建，生产能力比解放前翻了一倍。1959年，按照上级指示，景纶厂暂停汗衫、棉毛衫的生产，集中生产“鹿头”牌卫生衫裤，当年实现利润214万元，为建厂几十年以来的最高纪录。1967年，景纶厂曾经改名为上海针织十五厂。随着化纤工业兴起，1973年该厂试制成功腈纶针织产品，为针织生产开辟了一条新的方向。1978年恢复上海景纶厂名称　。后来迁往青浦继续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