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17    作者：陆林森

　　“电通影片公司”呼之欲出

　　

　　

　　1932年6月，夏衍、郑伯奇、沈西苓、洪深、柯灵等左翼电影人士，在《晨报》副刊《每日电影》发表《我们的陈述》。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党领导下的左翼电影评论队伍已初步形成。

　　《我们的陈述》发表一个月后，“剧联”影评小组成立，小组成员在各地报刊开辟专栏，撰写和发表影评文章，以鲜明的左翼文化个性占领当局的宣传舆论阵地。左翼“剧联”旗下的音乐小组，也在这个时期成立。上海左翼文化的兴起，使上海电影从迷糊、昏睡中逐渐苏醒。从1932年到1934年底，这三年是上海电影的繁荣时期，各家电影制片厂生产了大量电影，其中不乏进步的、暴露社会黑暗面、反映民众心声的进步电影。

　　1933年2月9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简称影协）在上海成立。夏衍、田汉、洪深、聂耳、蔡楚生、孙瑜、卜万苍等人担任“影协”执行委员，夏衍、聂耳、沈西苓等三人分别负责“影协”文学部、组织部、宣传部。

　　艺华影业公司遭“蓝衣社”捣毁后，党的电影小组清醒地认识到，“围剿”和“反围剿”进入了“胶着状态”，形势将变得越来越复杂　，必须采取措施，克服困难，冲破黑暗。电影小组审时度势后提出，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坚守原左翼电影阵地。同时，开拓新的阵地。1934年4月，一家受党的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影片公司呼之欲出——它，就是饮誉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电影界的电通影片公司 。

　　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是一家“借壳”重组的电影公司，它的前身是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 。中国电影因《歌女红牡丹》开启了“有声时代”，但与此同时，中国有声电影的生产也暴露了“先天不足”：生产有声电影的影业公司，采用外国公司生产的录音器材，不仅要花费大量钱财，而且录音质量也不理想，银幕上常常出现“声音瑕疵”。这种状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司徒逸民、龚毓珂、马建德。

　　

　　“电通公司”的“三驾马车”

　　

　　

　　司徒逸民、龚毓珂、马建德都是爱国知识分子。司徒逸民、龚毓珂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来，马建德曾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他们分别攻读的是无线电机工程、机械工程专业，对有声电影的录音技术深感兴趣，认为中国生产的有声电影，应该有中国生产的录音器材。志趣相同，兴趣相同，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1931年，司徒逸民、龚毓珂、马建德合资成立上海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专门研究有声电影的录音技术。他们的这项研究，堪称“拓荒之举”，其间遇到了不少困难，仅研究场所就换了好几个地方，先是在上海枫林桥电台附近，后来在司徒逸民家里，再后来又在虹口研究室。此时，司徒逸民堂弟司徒慧敏也加入其中。1933年9月，他们的研究终于获得成功：“三友式”电影录音机呱呱落地了　。取名“三友”，言简意赅，正是他们三位朋友合力研发的结晶。接着，在上海法租界蒲田路（今长乐路）一条简巷，专门经营中国生产的“三友式”有声电影录音放音设备的公司——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成立。可是，电通电影录音器材公司三人有研发、生产能力，却也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司徒逸民、龚毓珂、马建德 都是技术型人才，公司整体上缺乏文化艺术学养，特别是没有电影创作人才。在充分估计了对敌斗争的形势后，党的电影领导小组决定与电通电影录音器材公司合作，司徒慧敏受电影小组委派，向其堂兄司徒逸民表达了电影小组的意见，得到司徒逸民、龚毓珂、马建德等三人赞同：将“电通公司”由录音器材公司改为电影制片公司，沈端先（即夏衍）、田汉负责电影创作，司徒慧敏担任摄影场主任。新公司旗下，聚集了一批左翼和进步电影人士。

　　电通影片公司成立后，对人员进行了合理分工：袁牧之、应云卫、许幸之、孙师毅为编剧、导演；陈波儿、唐槐秋、王人美、施超、周伯勋、王莹、蔡若虹、吴湄为演员；吴印咸、吴蔚云、杨霁明、冯四知为摄影；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为动画制作；聂耳、吕骥、贺绿汀为音乐制作；张云乔为美工。

　　上海电通影片公司的成立，标志了党领导下的左翼电影“反围剿”取得的胜利。

　　

　　反动当局疯狂打压“电通”

　　

　　

　　电通影片公司是一家中国早期民营左翼电影公司，相比上海滩20多家影片公司，它的影片生产规模并不大，但在中国电影史上，电通影片公司犹如银幕上的一支劲旅，积极贯彻左翼电影反帝反封建方针，配合党的对敌斗争，取得了“反围剿”重要成果。

　　第二年夏天，公司创办《电通》半月画报，配合影片发行。由孙师毅、袁牧之、许幸之、司徒慧敏等编剧、导演轮流编辑。画报同样带有鲜明的左翼色彩 ，1935年田汉被当局以“宣传赤化”为名逮捕，《电通》不惧风险，以特辑形式全文刊登田汉创作的长达两万多字的 《风云儿女》文学故事，为中国电影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从1934年夏天开业，到1935年年底歇业，电通电影公司的生命周期存续了两年不到，然而，公司却生产了足可长久“存续”于中国银幕的四部电影，无论思想性、艺术性，还是可看性、观赏性，这四部电影都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它们是：《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抗战爆发前，民族危机日深，经济严重衰退，中国电影度过了1932年到1934年的短暂“蜜月期”，开始逐渐冷寂。反动当局疯狂打压、封杀之下，左翼电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电通录音器材公司改组为电通电影公司后，立即受到当局“关注”，说什么电通电影公司是“赤色大本营”，是“共产党公司”“危险人物公司”，除了对电通电影公司实施严密监 控，还进行了封杀：“电通”影片还没有生产，当局就威胁各电影院，倘若放映“电通”的影片，“就会受到租界当局歧视　，有可能遭到禁映”。上海市社会局更是炮制了一份《抄共党在电影界活动情况》，内有“十六人名单”，“电通”就有八人：许幸之、袁牧之、王人美、王莹、陈波儿、孙师毅、左明、丁丁。“十六人名单”被上海市社会局认定为“左翼电影从业人员”，上报“上海市长”陈铁城，要求“严加取缔”。

　　“电通公司”周围，开始出现了游走的国民党特务和密探，他们时刻在密切监视公司动态和人员来往　。《桃李劫》上映，引起社会反响，当局对“电通”的迫害变本加厉，王莹、周伯勋先后被捕。接着，田汉、阳翰笙也被捕，并移送南京。更毒辣的是，当局使出了釜底抽薪一招：对“电通”的资金、生产资料进行封杀。为了筹措运转资金　，“电通”以录音机、摄影机等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当局得知后，威逼银行立即停止放贷。“电通”在银行的抵押物如录音机、摄影机等，被当局赎回搬走，导致“电通”无法生产。当局打压，“电通公司”内部不团结，加上生产经营不善，以及田汉、阳翰笙被捕后，无法继续坚持活动，夏衍不得不在1935年秋天退出影坛。

　　

　　“电通”的四部“经典之作”

　　

　　

　　电通公司改组成立于1934年夏天，同年12月，处女作问世。从夏天到冬天，不过短短几个月。这部影片，就是由应云卫导演的　《桃李劫》。

　　《桃李劫》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有声影片，是中国电影由“默片”走向“有声电影”的“开山之作”，开创了有音响的电影“新时代”。这部影片将音响第一次推上银幕，使之成为中国电影的一种元素。到了1936年，有声电影渐渐将默片“逐出”银幕，完全的有声片逐渐取代了配音片。因此可以说，《桃李劫》的上映，意义非同寻常，对于中国有声电影的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田汉是主题歌《毕业歌》的歌词作者，聂耳为之谱曲。电通公司出品的四部影片，由聂耳为主题歌谱曲的一共有两部，一部是《桃李劫》，另一部是《风云儿女》。在选择影片主题歌　《毕业歌》作者时，编剧和导演颇费斟酌，最后确定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

　　1934年12月6日，《桃李劫》在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银幕上响起了《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金城大戏院内出现了激动人心的一幕：银幕上在高歌，银幕下在唱和。观众们唱得热血沸腾，久久不愿散去。

　　《桃李劫》一炮打响，鼓舞了电通公司的编创人员。这年年底，公司经理孙师毅找田汉商量，要他为公司再写一个本子。孙师毅对田汉说：“公司对题材没有要求，由你决定，但希望越快越好。”

　　田汉早就有心写一个抗日题材的电影剧本了。他以满腔激情和敏捷的才思　，很快就完成了《凤凰的再生》（又名《凤凰涅槃图》）电影文学本。不料，《凤凰的再生》完成后，田汉、阳翰笙等被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罪名逮捕，投进南京监狱。夏衍幸而及时转移，没遭毒手。电通公司将田汉的稿子转交夏衍 ，请他提提意见。夏衍读了田汉初稿，进一步完善，改编为电影剧本，定名《风云儿女》。

　　《风云儿女》通过梁质甫抗日和辛白华转变，反映了国难当头，知识青年的觉醒。在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主义”，以及封杀一切抗日题材影片的环境下，影片虽然未能对抗日主线加以拓展和延伸，但曲折地反映了民众一致要求抗日的愿望。“电通”这第二部影片，大而言之，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影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更是以豪迈的革命热情，激昂的旋律，唱出了黄河的咆哮，长江的怒吼，反映了民族危机下中华民族的心声。

　　继《风云儿女》之后，“电通”拍完了《自由神》《都市风光》，本来还要拍摄《街头巷尾》《压岁钱》《燕赵悲歌》《沙漠天堂》《皆大欢喜》等，但终因“内外交困”，经济难以为继，就在夏衍退出影坛的三个多月后，“电通”也不得不宣布歇业。经中共地下党安排，公司主创人员，有的去了明星公司，有的去了联华公司，继续与当局的文化围剿进行斗争 。“电通”的生命周期短促如是，但它的历史功绩，随着它的四部“经典”影片而闪烁中国银幕。

　　中国电影，走过了一个多世纪，道路曲折，银幕上留下了“电通”声音，反映了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反“围剿”取得的胜利。“电通”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特定历史时期，以优秀的电影作品配合党的对敌斗争，而且，就影片的艺术探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公司最后一部影片《都市风光》作为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音乐制作可谓尽善尽美，表现了当时中国的最高音乐水平，与公司生产的另外三部影片，成为中国电影史的“绝版”之作。

　　图片说明：《义勇军进行曲》曲谱、《风云儿女》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