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01    作者：王正玲

　　1978年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并担负起开展“抢救党史资料”的历史重任。1980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启动编纂《中共党史人物传》工作。至今，《中共党史人物传》已出版89卷，1012位党史人物载入史册。在这部中华民族一代英豪的传记荟萃中，有一位党的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者李白烈士。在纪念党的百年诞辰之际，当年撰写李白传的那些往事又重现眼帘，历历在目。

　　

　　 

　　沉甸甸的使命

　　

　　

　　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多所高校和历史研究部门积极参与了《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纂，我用一年时间完成了茅丽瑛烈士传之后，又接受了李白传的撰写任务。

　　早在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李白烈士事迹为原型，讲述了党的情报工作者李侠潜伏在敌占区，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生命的故事，令人肃然起敬。李白因长期在特殊的环境中从事特殊的工作，所存的有关文字史料极少，因而写李白传调查研究工作将是大量的。这使我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一批德高望重的革命先辈，不仅弄清了李白一生的战斗历程，更体悟到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可贵精神　。

　　1981年4月的一个午后，我与烈士陵园主任尤亮来到虹口区四平路邮电新村，拜访李白烈士夫人裘慧英。这是一位饱经风霜、坚强而慈祥善良的老人，当她明白我们的来意后，转身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封信。信是某省某大学一位教师寄来的，其内容与我们要做的竟是同一件事，这让我感到尴尬。“上海是李白工作、牺牲并安息的地方，写好烈士的传记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也欢迎这位大学老师一起参与合作。”尤主任看完信说，接着又向裘慧英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裘慧英凝神思索片刻后表示认同，并说“那位大学老师，我将婉言劝他不必参与了”。我着实一惊，深为这位革命长者对我的信任所感动。

　　写好李白传，是我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使命。此后几个月，我成了裘慧英家的“常客”，她和蔼可亲，我叫她“裘妈妈”，我们成了“忘年交”，几乎无话不谈。根据裘慧英的介绍，李白的一生可分为投身湖南浏阳家乡农民运动、参加红军后的戎马生活和潜伏敌占区隐蔽战线三个阶段　。裘慧英与李白因为党的情报工作而走到了一起，她追忆与李白共度10个春秋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是李白传的“重头戏”。对于我想了解李白早期的经历和事迹，裘慧英不无遗憾地说：“李白读过几年书，写得一手好字，也算得上有文化，可因为特殊的身份和工作没有留下关于自己的文字。”她努力从记忆中寻找李白曾经讲过的人和事　，虽然零零星星，但经过梳理成为一个个线索，对完善李白的经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追寻革命足迹

　　

　　

　　李白，1910年5月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张坊镇板溪村（今为白石村）一户贫农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众所周知对李白人生第一阶段生平的概括。李白为什么参加革命　、为革命事业做了哪些工作　、哪年参加红军……1981年7月，我来到湖南浏阳寻找答案。

　　浏阳县政府对李白传工作极为支持。到达浏阳后的第二天下午，县政府安排我搭乘公务车来到位于浏阳县城以东60公里的张坊公社。崇山峻岭中的张坊，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与外界少有交往，连招待所也没有。当天我住在公社腾出的值班室，到晚上9点整栋楼停电。油灯下，在窗外蝉鸣蛙叫的“伴奏”中，我完成了采访提纲，列出20多个想要了解的问题。第二天上午，来了一位年约四十来岁的民政助理员，手中拿一袋干粮，肩上挎一个军用水壶。他是专门来陪同我去板溪李白家的。公社至李白的家没有公路，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行走2个多小时后，见到一栋土木结构的农家四合院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这里，就是李白的出生之地。院子正中的房间已坐满了人，除了支书和队长，都是60开外的老人。大家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起李白的往事：他在当地文公祠小学读过4年书，五四运动爆发后，学校里出现了《新青年》和《湘江评论》，他受到独立自主开放进步思想的影响。因家境贫寒，他13岁辍学到染坊当学徒。大革命时期，几位在长沙读书的共产党员回到张坊宣传发动农民运动，15岁的李白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并入了党。“马日事变”后，他转入地下斗争很少回家，20岁离开家乡后再没回来过。

　　回到浏阳，我在县档案馆待了3天，查阅了大量浏阳地区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资料，馆内陈列了当年农民协会的布告、标语，农民赤卫队的袖章、梭镖等珍品。在档案馆馆长的帮助下，我采访到一位在县邮电局工作、曾经与李白一起参加攻打长沙的幸存者。这位幸存者告诉我，他和李白都是农民赤卫队员，1930年8月，一起参加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后，赤卫队撤回浏阳，而李白等200多名青年跟着红军走了，再没回过浏阳。这与板溪乡亲提供的“李白20岁离开家乡再没回来过”完全吻合。

　　浏阳之行，收获颇丰。通过实地采访、查阅资料，挖掘并理清了李白在浏阳的活动经历，同时追寻到了李白为新中国解放事业不惜献出生命的根源。他家境贫寒，深感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他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进而树立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所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觉投身火热的农民运动，参加湘赣边界收秋起义，在“马日事变”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惨遭残杀的血雨腥风中　，义无反顾、毫无畏惧地转入地下活动坚持斗争，在攻打长沙失败后毅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0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是李白红军戎马生涯时期，担任过红军无线电台政委、台长。至于他在哪个部队，经历过哪些战役，同样找不到翔实的文字记载。

　　1981年10月下旬，裘慧英赴北京开会，她约我也一同去北京拜访李白的老战友。在北京的20天，我们一起拜访了10多位功勋卓著的老前辈。在位于钓鱼台一栋普通的住宅楼的曾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档案馆馆长）家里，巧遇党的早期隐蔽战线上的传奇特工李强（新中国成立后任外贸部部长）。他们对撰写李白传极为赞成，并一起探讨了李白传应突出的重点。曾三，这位中共和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先驱，深情地回顾了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红军与在上海的党中央无线电联系，并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红军通信人才的情况。他说，训练班学员都是各个军选派出来的优秀战士。1931年6月，红四军派出宣传员李白参加第二期训练班。在西城区机织卫一座古老的四合院，我拜访了红军电台创始人之一、无线电训练班教员刘寅（新中国成立后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他对李白印象深刻。盛夏的江西瑞金蚊子特别多，李白得了“打摆子”（疟疾），但他没有缺席过一节课，发冷时浑身发抖的他披着被子，面色紫绀；体温升高后又面红耳赤，恶心呕吐。这情景，刘寅记忆犹新。在邮电部大楼，我拜访了红五军团十三军电台报务员靳子云（新中国成立后任邮电部副部长）。这位曾是冯玉祥二十六路军电台报务员的老红军战士回忆道：1931年12月震惊全国的“宁都起义”后，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五军团，他成为旗下第十三军无线电队报务员，这时刚从无线电训练班毕业的李白受命任十三军无线电队政委。他说，论年龄，李政委与大家相仿，但他却像宽厚仁慈的长者。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这支队伍一扫旧军队的坏习气，成为一支屡建战功的技术劲旅，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受到总部的嘉奖。不久，李白调任红五军团总部无线电队政委。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李白曾经给裘慧英讲过长征中电台有个报务员小黄，聪明机灵、技术娴熟。根据这条线索，我们在北京联系到了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忆长征》一书的作者黄良成。在他的办公室，就长征中的李白进行了近3个小时的专题采访后，黄良成告诉我们，有关李政委长征中的事迹在《忆长征》中有记载，可作参考。事后，他来上海开会还专门把这本书给我带来。那天我去和平饭店大堂取书，他说，初稿写好后可寄给我看看，或许还能帮忙补充些什么。我被他的认真和热忱深深感动，这本书为李白传提供了许多具体而生动的材料。遗憾的是，他回北京不久，传来了他因心血管病突然病逝的噩耗。

　　

　　

　　秘密电台岁月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1937年10月，李白受党中央之命来到上海，建立上海与延安通讯的秘密电台，担任报务员。11年间，他6次变换电台地点、3次被捕，1949年5月7日英勇牺牲。这位隐蔽战线的先辈历尽曲折艰险，对党的事业始终忠贞不渝。将他的经历和事迹真实地记录下来，流传下去，是为李白写传的意义，毫无疑问也是李白传的核心部分。据裘慧英回忆，1939年2月，富有地下斗争经验和广泛社会关系的龚饮冰来上海领导电台工作。他发现李白作为一个潜伏者，有明显的“漏洞”：穿长衫、戴眼镜的“李先生”，年近30孑然一身，没有家室，显然不合常理。经地方党组织安排，22岁的锦孙绸厂女工、共产党员裘慧英来到李白身边，一年后正式结为夫妻。

　　1981年秋，曾与李白合作开展电台工作的涂作潮从北京来上海，在他下榻的宾馆，我拜访了他。这位1924年入党、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创始人之一，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残。眼前的他坐在轮椅上，回忆起与李白交往的那段经历。1938年初，他奉命到上海为李白安装一部电台。电台是由东拼西凑的零部件组装起来的，经常会出故障，发生故障后不得不中断收发报，涂作潮也就经常上门修理。这既影响工作，也很不安全。李白提出要拜他为师，得到党组织批准。1939年秋，威海路338号“福生无线电公司”开业，涂作潮是“老板”，李白是“伙计”兼“会计”，电台也设立于此。李白学习能力很强，3个月就能装配和修理电台。1941年春，“福生无线电公司”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他们先后撤离。

　　许彦飞，是我采访的又一重要人物。许彦飞与龚饮冰是交往密切的湖南同乡。许彦飞在上海任《新闻报》经理，建造了福履理路福禄村（今建国西路384弄10号）住宅，龚饮冰将他的住宅租了下来。1942年7月，为避免通讯器材受高温影响，李白根据龚饮冰的指示将电台从一处亭子间迁至许彦飞的住宅。9月15日深夜，电台被日本宪兵侦破，李白被捕，关押在四川路桥北崇明路6号日本宪兵队。任凭敌人刑讯拷打，他守口如瓶，坚守秘密。党组织经过多方营救，先将李白引渡到“76号”汪委特工总部，许彦飞再出面斡旋，请一位朋友以其曹家渡的酒店作担保。1943年5月，被关押8个月之久的李白获释。

　　1945年春，李白第二次被捕。1944年秋，李白在潘汉年领导的华中情报局安排下，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利用敌人的电台为党工作。他化名李静安，往返于浙江淳安、场口和江西铅山之间，为共产党秘密传送战略情报。1945年春末的一天，他携带一部电台乘船由场口至淳安，国民党兵上船搜查发现电台，李白从容不迫出示证件，敌人不信，将他扣押起来。他沉着镇定、神态自如，第二天敌人只得将他放了。裘慧英叙述李白这次的被捕情况，我在与当年地下党陈建邦等的访谈中得到了证实。

　　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一幢砖木结构三层新式里弄建筑。这里是李白在上海最后的居住地，也是他工作、第三次被捕的地方。1945年10月，李白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党中央的秘密电台工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上海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国民党特务密布，警车呼啸。敌人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地下电台。李白每次收发报，裘慧英都要把门窗密闭，拉上加厚窗帘，以防电键声和灯光外泄，有时发报的波长会引起电灯闪光，李白奇迹般地把电台功率降至7瓦。李白预感到自己难免还会被捕，向电台领导刘人寿提出建议：建立预备电台，以防再入敌人魔掌后，与党中央联络受到影响。他的建议被采纳。他亲手组装了备用电台，并到预备电台处帮助调试。不幸还是发生了，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再次被捕。1949年5月，解放军正挥师南下，上海即将回到人民的怀抱。国民党在行将灭亡之时，更加疯狂地举起屠刀。5月7日，李白被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距离上海解放只有20天。

　　1981年11月的一天，我来到淮海西路上一处普通民宅　，拜访刘人寿。刘人寿也是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1955年因受潘汉年冤案牵连入狱，直至1975年释放。据悉，1947年，因潘汉年远赴香港，其在上海的情报系统，实际负责人已是刘人寿　。他说，李白为人谦和，工作上我是他的领导，当我得知他是一位老红军时，我对他更加敬重。党组织曾考虑过他的安全问题　，我奉命征求他去解放区，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工作的意见。李白表示：“组织上认为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说到这里，老人沉默了，沉思良久后说，对，为李白立传，历史会记住他！人民会永远记住他！

　　经过一年的努力，李白传写就，编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