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26    作者：陈祝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重温发生在七十四年前党领导的南京路百货职工"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证明即使是赤手空拳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也是能够战胜全副武装的敌人，并且取得胜利的。

　　

　　

    南京路——全国民主运动重要堡垒的中心地带

　　

　　

　　被誉为中华第一街的南京路，不仅是上海最集中、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又是上海最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全国民主运动重要堡垒的中心地带。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等各大百货公司，就有中国共产党、共青团领导与组织广大职工参加过“五卅”反帝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重大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南京路百货党团组织被破坏，直至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中，1937年5月，党中央派刘晓、刘长胜同志来到上海，恢复和重建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委随即派出陆志仁前来百货业，重建了党的组织。从此在党的领导下，百货业职工运动蓬勃开展。

　　1947年2月，百货业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发起“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把日常的经济斗争提高到了政治斗争的高度，把反独裁、反内战与反美干涉结合起来，把学生抗暴运动与职工运动结合起来　，把职工反美反蒋斗争与工商界上层爱国民主运动结合了起来，在上海职工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震惊全市的“二九”惨案

　　

　　

　　1946年6月底，在美帝的支持下，国民党政府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同年11月，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商约》，进一步投靠美帝，出卖国家主权，使国民党统治区事实上成了美帝独占的殖民地。美货以排山倒海之势倾泻到城市、农村各个角落。在美国货的冲击下，我国民族工业奄奄一息，纷纷倒闭。80万产业工人中失业人数高达30多万人。

　　1947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响应北平学生反蒋反美运动中，群众已对美蒋采取攻势，标志着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接近。我们要准备在这个继续高涨的基础上，争取美军全部撤退，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及支持其他群众民主要求与经济要求。”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当时出现的新形势和新情况，决定把任务交给百货业党委　，发动群众，团结民族资本家，广泛开展“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进一步扩大爱国、反美、反内战的统一战线。

　　百货业党委书记周炳坤当即找了三区百货业工会党团的韩武成，陈施君、丁盛雅，他们三位都是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共产党员，深得职工群众拥护。会上周炳坤传达了党的指示，大家十分振奋，决议成立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简称“爱抵会”）。

　　为了发动群众，把“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迅速开展起来，“爱抵会”决定于2月9日在新都剧场召开大会，正式成立“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并聘请郭沫若、邓初民等民主人士到会演讲。

　　不料，召开大会的消息，被混在新新公司职工队伍中的特务姚卓人，密报给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随即以社会局出面，下令新新公司资本家不准将剧场出借给“爱抵会”。

　　 针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已经无法向百货业党委联系请示了，工会党团韩武成、陈施君、丁盛亚马上开会研究，会议一直开到9日凌晨，经过对形势反复分析、估计、讨论，认为“爱用国货，抵制美货”

　　大会是发动群众的政治任务，最后决定大会按原定时间召开，会址改到南京路334号劝工大楼三楼三区百货业工会会所。

　　2月9日那天，未到开会时间，可容纳四五百人的劝工大楼三楼会场已被挤满。郭沫若、邓初民由丁盛亚他们陪同也来到了会场。

　　正当准备开会时，会场门口突然有人起哄，一个身穿西装的特务伸手打了要求他签到的工作人员两记耳光，随后一脚踢翻了签到桌，扬臂高喊：“打！”这时，混入会场的一批打手，在中统上海行动组组长苏麟阁的指挥下，纷纷跳出来行凶。他们手持榔头铁尺，见人就打，见物就毁，还抓起带有钉子的椅子脚、痰盂、茶杯朝主席台上掷去。

　　赤手空拳的与会群众见此暴行，无比愤怒。纠察队员在队长曾永全指挥下，立即在主席台上筑成几道人墙，跟手持凶器的特务对垒，把特务掷到台上的物件接过来掷了回去　，向敌人英勇还击。有的同志头部流血，有的眼睛被打肿，有的手脚受伤，但没有一个后退。此时，由丁盛雅他们保护郭沫若、邓初民越窗进入劝工银行，安全地退出了会场。

　　会场里愤怒的群众高呼：“冲下去捉特务呀！”中统特务见势不妙，拔出手枪威胁，掩护特务打手退出会场。早已埋伏在场外的特务，对从会场里退出来的人，只要不是他们的同伙，抓住殴打。

　　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目睹暴徒行凶，愤怒地责问：“我们提倡国货有什么罪？你们为什么打我们？”特务们一拥而上，围住梁仁达拳脚相加。梁仁达猛地挣脱，冲向窗口，大声叫喊：“打倒特务！”此时气急败坏的特务打手扑向梁仁达，将他从会场一直打到劝工大楼楼下，梁仁达被他们打得浑身是伤，鲜血淋漓，昏倒在人行道上。敌人还不住手，几个打手抓住梁仁达的手脚，抬到半空，突然又猛地将梁仁达摔到地上，再抬再摔，惨无人道地折磨梁仁达。临走时继续残忍地在梁仁达身上乱踩。梁仁达被送到仁济医院，因伤势过重，当天下午四时，在仁济医院不治身亡。

　　

　　

　　不卖美货为什么有罪

　　

　　

　　当天下午，上海各晚报刊登《市长谈话》称：“吴市长国桢今日中午对劝工银行事件发表谈话，谓百货职工假该行开会，提倡‘爱用国货’运动。惟其中一部分工人突提出‘抵制美货’之口号。此种举动，显系带有政治色彩。当场为另一部分工人所不满，以至引起冲突，发生互殴情形。”

　　这个精心炮制的《市长谈话》，谎称工人互殴，掩饰国民党当局有组织、有计划地破坏“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的阴谋，威胁广大市民，并为进一步镇压作好舆论准备。

　　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惨案的突然发生，敌人一手制造的白色恐怖下，在群众中一度出现了恐惧情绪。

　　面对这种形势，百货业党委书记周炳坤及时召开工会党团成员紧急会议，讨论梁仁达殉难后如何扭转职工群众低沉情绪，以及如何开展对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会议决定采取群众容易接受的合法斗争的形式，立即成立梁仁达烈士治丧委员会，筹办丧事，在永安公司饭厅里设立灵堂，在每天的祭灵守灵中，由治丧委员会在饭前向职工报告惨案真相，揭露敌人阴谋，教育发动群众，由此将重心逐步转到抗暴斗争上来。

　　三区百货业工会在征得资方的同意后，立即在永安公司饭厅设立追悼烈士灵堂，灵堂上悬挂着梁仁达烈士遗像，两旁墙壁挂满职工撰写的悲愤的挽联。

　　自2月11日中午11时头班饭开始，当开饭的钟声响起，职工们个个戴着黑纱，从各个楼面进入饭厅，坐在自己餐桌的座位上。丁盛雅、景本年、杨瑞俊等治丧委员会负责人　，陪同烈士夫人高绍珊等遗属守候在灵台两侧。在司仪主持下，全体肃立，向烈士遗像三鞠躬，永安公司职工乐队奏起哀乐，全体默哀三分钟。梁仁达的义弟杨瑞俊含泪报告梁仁达怒斥特务暴行，被残酷殴打致死的经过。见到烈士妻子高绍珊面容瘦削、憔悴、惨白，眼窝深陷，泣不成声，顿时激起了饭厅里职工的愤怒，他们个个热泪盈眶，愤怒地高呼：“为梁仁达报仇！”“踏着梁仁达的血迹前进！”

　　这一悼念与抗暴相结合的活动形式，很快推广到了南京路上的其他公司。

　　随着群众情绪的逐步高涨，各大公司工会，发起了义卖黄花活动，女职工利用业余时间，连夜赶制烈士纪念花，花瓣有十一片，两片白色，九片黄色，象征“二九”惨案。各公司职工在商场内向中外顾客义卖，同时进行宣传。后来义卖烈士纪念花扩大到街上　，由职工组织流动小分队，向行人义卖、宣传。不仅到街上义卖，还义卖到了电影院，向全市人民控诉了国民党特务暴行。

　　永安公司职工还在商场散发《告顾客书》，在为每个顾客包扎货物时，都夹送一张印有梁仁达烈士遗照的讣告、介绍烈士生平和揭露惨案真相的传单。2月10日，《文汇报》《大公报》《联合晚报》上同时发表揭露惨案真相的纪实报道。2月11日和12日，三区百货业工会理事长陈施君在《文汇报》　《联合晚报》上登载了紧要启事：“外界不明真相，甚至对本会横加诬蔑，意图加罪，混淆是非，用心刻毒，极堪痛心。”与此同时，“爱抵会”负责人公开站出来驳斥吴国桢的谈话　，又在《文汇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除揭露惨案真相外，还向全国人民表示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这时上级党组织从敌人内部了解到了特务行凶的计划、组织、动员和行动的全部真相，2月14日通过上海工人协会发表宣言，投寄给了各民主工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大小各报社。于是，“二九”惨案真相就大白于天下。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广大百货职工进一步提高了觉悟，认清了国民党法西斯的真面目，紧密地团结在工会周围，更积极地投入斗争。

　　

　　

　　结成广泛的反美反蒋的统一战线

　　

　　

　　南京路发生的“二九”惨案震惊中外。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争取斗争的胜利，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布置各产业工会、人民团体、大专院校党组织配合行动。“爱抵会”分别派出韩武成、丁盛雅、陈施君等去各产业工会联系和报告惨案真相。上海市职业界、教育界、学生界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妇女联谊会以及上海电力公司等产业工会，都先后成立了“二九”惨案后援会，声讨特务暴行。

　　为了声讨反动派制造的“二九”暴行，学生界“抗暴联”组织了一百多个小分队，上街向市民宣传。酒菜业工会不管驻工会特务的阻挠、威胁，依然成立后援会，撰写《告全市社会人士书》，分发到各酒家去向顾客散发，并义卖黄花，捐款慰问烈士家属。上电、法电、英电和纱厂工人纷纷成立后援会，起草《宣言》，声援百货职工的抗暴斗争。各大专院校学生和各业职工同仇敌忾，团结战斗，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暴力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工会五十多个单位组成的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为声援“二九”斗争，又成立了“上海市‘二九’惨案后援会”。

　　2月15日的《文汇报》上，又发表《驳复吴国桢、方治的谈话》，对吴、方颠倒黑白、血口喷人的“谈话”，逐条进行了有力的驳斥。15日下午，市后援会借八仙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礼堂开会，招待各界和新闻记者。会议由马叙伦、沈钧儒、张絧伯、章伯钧、王绍鳌五人主持。他们申述了后援会的主要任务是辨明是非，保障人权，并以确凿的事实揭露了惨案的真相。三区百货业工会代表丁盛雅在会上报告了惨案经过。与会人员一致谴责特务暴行，热情声援百货业职工。在全国最大城市上海点燃起抗暴斗争的熊熊烈火。

　　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认为这场斗争已经充分发动了群众，揭露打击了敌人，扩大了反美反蒋统一战线，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二九”惨案引发的反美反蒋的抗暴斗争，为最后的护厂、护店，迎接上海解放，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照片说明：劝工大楼原址、梁仁达生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