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12    作者：容子

　　无论是在革命的高潮还是革命的低潮，刘少奇都坚定地走在自己年轻时选择的革命道路上，忠于理想信念，矢志不渝。

　　

　　1925年12月在长沙被捕

　　

　　

　　1925年9月18日，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向上海当局下令镇压"五卅运动"，强行关闭上海总工会。11月，刘少奇和妻子何宝珍离开上海，回到长沙。经过一个月的治疗休养，刘少奇的肺病逐渐好转，12月正准备返回上海，不料被反动军阀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下令逮捕入狱。

　　"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后，湖南的工人、学生、市民奋起响应，湖南各地游行示威的人数达数十万之多。10月16日，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江西军阀方本仁下令杀害，激起安源工人愤怒，将烈士遗体装殓后运往长沙，沿途数万群众举行追悼大会和游行示威。11月，长沙数万名学生在省政府前集会，抗议赵恒惕逮捕进步学生。此起彼伏的群众运动令赵恒惕提心吊胆，得知刘少奇来到长沙，十分紧张，下令拘捕了刘少奇。

　　刘少奇被捕的第二天，长沙《大公报》即公开披露此事。刘少奇这时已是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消息传开，引起轩然大波。全国各地各界团体抗议赵恒惕的电报像雪片飞到长沙，多时一天达40多份。中共组织和进步团体以及刘少奇的亲友也全力营救；全国各地工会组织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立即释放刘少奇。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向全国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刘少奇出狱。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也向赵恒惕发出了抗议电。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要人也发电报要求赵恒惕尽快释放刘少奇。

　　赵恒惕下令逮捕刘少奇，本是为了防止刘少奇在湖南发动工潮和学潮，却不料这样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境地，不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还在湖南的统治集团内部引起很大不满，这使他不得不有所忌惮。经过多方营救，刘少奇在长沙的陆军监狱被关押了近两个月后，终于1926年2月上旬获释。刘少奇出狱后即赶往上海。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到后，火速赶往广州，去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同时着手处理已坚持了七八个月的"省港大罢工"的一系列问题。

　　

　　1926年"省港大罢工"

　　

　　

　　1926年2月19日，刘少奇乘海轮抵达广州。3月3日下午，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欢迎出狱后的刘少奇到达广州，召开了一千多名工会干部和省港大罢工工人代表出席的欢迎大会。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设在广州越秀南路93号。刘少奇不顾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受命担任全总代理委员长，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担负起领导全国工人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 港大罢工"，是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开始的，参加罢工的工人群众达数十万人，其中有10多万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此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建了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对大罢工实行强有力的领导。罢工委员会对香港实行封锁，使香港变成"死港"，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但是，大罢工持续七八个月后，一些困难和矛盾开始暴露。由于参加罢工的大小工会有几百个，山头林立，其中相当部分并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个问题，刘少奇以很大的精力推动各行各业工人阶级的大联合。他指出：工人阶级的联合有四个步骤，一是精神的联合，二是物质的联合，三是行动的联合，四是组织的联合；革命的工作就是联合的工作，联合成功即革命成功。基于加强工人阶级联合的需要，刘少奇十分重视工会的组织工作。在他的推动下，广东省济难总会、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等相继成立；香港青年工人大会、香港女工大会、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等相继召开。

　　1926年5月12日，全国劳动大会选出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后闭幕，刘少奇当选为全总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

　　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是在工农群众支持下进行的。1926年7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和广大群众参加并援助北伐。省港罢工委员会发动各行业工人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广东韶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湖南群众还以自卫军的形式直接参战　。北伐军在各地工农群众的支持下一路胜利进军。1926年7月11日夺取长沙，8月下旬占领湖南全境，军阀赵恒惕望风而逃。9月6日、7日，北伐军攻占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不可一世的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被摧毁，广州革命政府决定迁往武汉。

　　1926年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10月10日，湖北省总工会在北伐军攻克武昌的当天宣布成立。10月21日，刘少奇从广州抵达武汉，开始组建全总办事处。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设在友益街　16号，刘少奇、李立三、项英、向忠发等工会领导人住在街对面尚德里4号的一幢小楼里　。这期间，各地工会发动的反帝罢工风起云涌，仅在武汉就发生了50余起。到了1926年12月，全国工会会员已由北伐前的100万人增加到近200万人，各地工会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建立起工人武装。

　　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凯歌中，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1日宣布迁都武汉，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在当天开幕。1月3日下午，刘少奇在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就在这天下午，汉口发生了一起民众与帝国主义势力冲突的事件，该事件后来发展成大规模的反帝运动　。

　　

　　1927年"汉口反帝斗争"

　　

　　

　　1927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许多重要事件。1927年1月3日下午3时左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钟楼旁讲演，气氛热烈，听讲群众越聚越多。英租界当局十分恐慌，调动长江上英国军舰的水兵登岸干涉。英军水兵挥动枪托乱打赤手空拳的群众，用刺刀捅死1名群众，打伤30余人，制造了"一·三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慨　。近代以来，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在汉口设立租界，在中国的国土上耀武扬威，践踏中国主权。"一·三惨案"发生后，湖北人民提出了收回租界的强烈要求。正值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刘少奇、李立三分别代表湖北省总工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前往武汉国民政府，递交大会决议：要求政府立即收回汉口英租界。1月5日下午，武汉30万群众不顾寒冷的天气，顶风冒雪从四面八方赶往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坪集合，举行"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李立三、刘少奇等大会组织者站在队伍的前列，和各界群众一起挺立在阴冷的风雨中，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声讨英帝国主义的罪行，要求政府收回汉口租界。

　　1月6日，江西九江各界群众集会游行，声援武汉人民收回租界。英国水兵再次登岸干涉，打死打伤数名工人。九江工人和市民在武汉群众斗争的鼓舞下，奋起占领了九江的英租界，并请武汉国民政府派员接收。武汉国民政府支持武汉、九江民众的正义要求，向英国当局提出抗议，派外交部长陈友仁出面与英方谈判。在民众反帝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英国当局被迫于2月19日、20日分别在协定上签字，同意将汉口、九江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1927年2月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从广州迁往武汉。刘少奇集全总秘书长、省总秘书长两职于一身。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引起共产国际和各国工人组织的重视。1927年3月底，共产国际组织英、俄、美、法等国工人代表专程到武汉参观访问。5月下旬，又有日、俄、韩、美、爪哇（今印尼）、英、法等国的工人代表来到武汉，出席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召集的太平洋劳动大会。

　　1927年4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汉口又制造了一起事件。一个日本兵乘坐人力车不付车钱，还打伤车夫，又将前来救助的另一工人刺死。事态扩大，激起汉口群众抗议。停在长江里的日本军舰水兵大批登岸，三次用机枪扫射人群，打死打伤群众数　10人，是为"四·三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再次激起武汉人民的愤慨　，纷纷要求为死难同胞报仇。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站在斗争的前列领导反帝运动，组织工人和市民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日抗议斗争，向国民政府提出收回汉口日本租界的要求。然而，这时的武汉局势已与3个月前"一·三惨案"时大不相同，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手握军事大权，实力膨胀，开始公然抗衡武汉国民政府，并在所辖地区镇压工农革命力量。形势的逆转使武汉国民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出现危机，处境日益窘迫，难以强硬态度处理"四·三惨案"。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反日运动没能达到收回日本租界的目的。尽管如此，以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为核心，各界民众坚决斗争，仍迫使日租界当局做出让步，答应撤退水兵、发还罢工工人的工资等，反日运动取得部分胜利。

　　

　　经受大革命失败的考验

　　

　　

　　1927年4月中旬，国内时局陡然逆转。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起突然袭击，血腥屠杀革命群众，史称"四·一二政变"。随后，蒋介石宣布"清党"，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连续进行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各地反共的新老军阀纷纷投到蒋介石旗下，把屠刀指向共产党人。在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以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对策。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年轻的、政治上不够成熟的党，虽然在大会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没能提出纠正错误的切实办法；强调了要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但对怎样实现这些目标也没能提出有效措施。

　　中共五大选举出29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中央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党的总书记。刘少奇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五大闭幕不久，全国总工会决定成立"七人中央工运委员会"，以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

　　5月17日，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率部进攻武汉国民政府，武昌卫戍司令叶挺率部打退了夏斗寅。但没过几天，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又在长沙叛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此称"马日事变"。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急剧右转，驱逐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越来越严峻的局势面前，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也迅速转向反动。6月28日晚，汪精卫下令强占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总工会机关，而陈独秀为避事端，幻想继续国共合作，公开下令解除工人纠察队。这时的武汉工人纠察队已有5000人，枪支3000条，是共产党的一支武装力量，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政策，被迫解散。刘少奇等工会负责人悄悄把部分好枪支留下，安排已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的纠察队员带着枪支投入贺龙、叶挺的部队。

　　陈独秀一味退让的错误政策，助长了反共势力的气焰。中共党内的许多干部越来越看清陈独秀的错误所带来的严重恶果，要求改组领导。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取代陈独秀的家长式领导。中共撤回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大革命面临夭折，中共中央开始做应变准备，组织干部疏散或隐蔽。当时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叶挺和贺龙所属部队，大约2万人左右，驻扎在江西九江一带。"马日事变"后，不少中共中央的干部开始向九江一带转移。7月13日，中共中央安排刘少奇乘坐贺龙的差船离开汉口，秘密前往九江，从九江上庐山隐蔽。

　　7月15日，汪精卫做出"分共"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向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武装反抗。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率北伐部队2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往上海。10月，刘少奇离开庐山，前往上海。

　　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刘少奇在上海投身秘密工作。1928年3月2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刘少奇去顺直工作。1929年春，刘少奇调回上海工作；同年夏，又被调到满洲工作。7月10日因"中东路事件"，蒋介石与苏联断交。8月22日刘少奇因叛徒告密被捕，9月上旬被营救出狱。1930年3月下旬，刘少奇离开满洲省委，再次调回上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