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04    作者：张林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宁波农村插队，来往沪甬的旅客习惯坐船，我也是，春运我乘得最多的是工农兵　3号轮。这艘客船原名江泰轮，新中国成立之初曾被国民党飞机炸沉过一次，打捞修复后改名民主3号，“文革”中叫工农兵3号。
　　我之所以喜欢坐船，除了船上可睡觉，还有“小算盘”――省钱。当年沪甬火车慢车6元、快车7.2元，而买张五等船票只要3.6元。我步行到镇汽车站坐长途到宁波5毛5，再转市内公交到船码头1毛，上船借毛毯3毛、晚饭3毛，次日下船乘公交1毛到家。也就是说从宁波乡下到上海家，一共不到5元钱。
　　坐船还有个好处，对随身行李没限制，而长途车和火车行李超重必须托运，这费用对插队知青来讲，是舍不得花的。下乡第一年我日晒雨淋干一年，结果还透支了三十来元，爸知道后寄钱来替我还上，这让我很惭愧，唯有过年回家时多带些粳米、糯米和年糕来弥补，因为在上海这些都是计划供应的紧俏品。第二年底我分到了红，力气也大了，挑回更多米和年糕，还带了只自养的活鸡。谁知活禽不准上船，无奈掏钱让人杀鸡，装进网线袋拎着。五等舱在
　　 船底层不对号，地上铺着席子，男女老少都席地而睡。舱内不通风，怕鸡发臭，按要求都挂到二层通风走廊上过夜。养了一年，本想春节给家里添个大菜，谁知一觉醒来去看鸡，却发现我的鸡已被人顺手牵羊，只能自认倒霉。后来春运为了活杀的家禽，我咬咬牙买张4.7元的四等票，将网线袋挂在窗外视线范围内，安全多了。乘船次数多了，游客们常会互相传授保鲜经验。比如，用湿旧棉胎裹住活鲫鱼，装进纸箱，盖上木屑，到了家里取出用温水浇淋，鲫鱼便能复苏，避免春节吃死鱼。
　　那时春运预售票只能提前3天，还要在寒风中排队。我们当年是一根扁担两头翘，一头米面袋子，一头人造革包，装的是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农副产品，带回的是子女对父母的感恩。节后我们回去时，父母也总把从牙缝里省下、凭票供应的肥皂白糖等紧销商品、自制的酱油肉和罐头等塞进行李袋，生怕我在外饿着、冻着。
　　1979年腊月，我结束知青岁月。回沪那天，公社领导考虑我行李比较多，主动为我联系了社办厂的卡车，把我送到宁波船码头。我托运完行李，轻松等待下午上船。谁知午后码头告示：当日大风，轮船停开，旅客可退票改乘火车。想不到我年年坐船来回的春运，居然以坐火车离甬，就此结束了我十年的春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