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6年间，日本人侵犯宁波，市面凋敝，人心惶惶。祖父在宁波“灵桥”（俗称老江桥）附近一条街上开的一爿布店生意大受影响。其时，二叔已于前几年去了上海，并在打浦桥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新新街落脚，开了一家脚踏车行。他写信叫父亲“逃难”到上海谋生。于是，26岁的父亲经祖父同意，暂离母亲及四个哥哥，来到上海先期探活路。在二叔的帮助下，父亲在“新新里”租下一间6.6平方米的灶披间，就此开始了新的人生打拼。
读过三年私塾的父亲决定在新新街上摆个鱼摊，经营宁波小海鲜。父亲颇有做生意悟性，根据时令，雇小工去十六铺鱼货市场进货，货色定位是市民喜欢的小黄鱼、梅子鱼、带鱼、毛蚶等小海鲜。鱼摊摆了约半年，生意日渐稳定，常常还会忙不过来。于是，萌生了叫尚住在宁波的母亲来上海帮忙的念想。
听闻父亲摆鱼摊需要帮手，母亲决定去上海。好不容易托人找保长开出路条，连夜打理细软包裹，拖带着8岁的大哥，5岁的二哥，3岁的三哥，怀抱1岁多的四哥，挥泪离开了“老江桥”的家，踏上了去上海的小火轮。
拥挤不堪的小火轮行驶在茫茫大海里，随着浪涛颠簸，母亲带着四个阿哥在统舱里熬过了终身难忘的一夜。翌日，待天露曦色，小火轮发出突突的声响渐渐驶近了十六铺码头。
“志芳娘，侬来啦。”父亲一辈子以大哥的名字作前缀称呼母亲，见汗水溋溋的母亲和儿子们的到来不禁喜出望外。
母亲来了后，父亲回掉了运货的小工，每天凌晨天不亮，自己骑着“黄鱼拖车”（一种搭在脚踏车上的二轮拖车）去十六铺进货。几乎与此同时母亲就得起床，要将案板、水桶等物运到街上，搭好摊头等着父亲的货到开秤。几个阿哥常被父母亲差去运货或帮忙。
在街坊邻居眼里，摆鱼摊的“阿大哥”（父亲是三兄弟中老大）真有本事，一家老小的日脚靠着鱼摊过得蛮滋润。落市的收摊货自然成为家里的主打小菜，尤其是落市毛蚶勿能过夜，母亲用开水一泡就是半面盆，吃得个个打饱嗝……
平心而论，父母亲摆鱼摊的20年生涯中，确实是养活了一大家子11口人。年轻时，常听母亲“淘老古”，冬天出摊要备一大桶洗鱼水，在刺骨的冷水里洗冰冻的鱼，这个真冷得浑身刮刮抖，十只指头痛到骨头里；多少年的“年夜三边”忙得吃不上饭……
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是个“光荣妈妈”。没有节制的生育，母亲共生育了一打子女 ，解放前医疗条件差，先后夭折了三个，留下九个，六个儿子，三个女儿，我是“奶末头”，实属多头！在基本每两三年就生一个的频率中 ，母亲还得帮着父亲摆鱼摊 ，干家务，做女红（缝制一家人的衣裳裤子鞋子等），令今人几乎难以想象。
直至1956年我2岁那年，父亲的鱼摊被公私合营了，他被分配到巨鹿路菜场蔬菜组当了营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