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08    作者：周伟丽

光复会是我国辛亥革命时期三大重要革命团体之一，也始终是江浙沪辛亥革命主体。绍兴是光复会的基地，由此造就了辛亥时期绍兴庞大的人才群，其原因有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光复会首任会长，被毛泽东尊为“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的蔡元培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
开启民智，培养革命人才，使上海成为江浙沪反清革命的中心
蔡元培出生于浙江绍兴笔飞弄一个商人之家，由于从小聪慧好学，父母就刻意往科举仕途方面培养他。蔡元培也不负家庭厚望，于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授职翰林院编修，1894年离开绍兴来到京城任职。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蔡元培身处京城，又是朝廷命官，甲午海战的隆隆炮声，激起了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爱国忧民意识，他痛心疾首，悲愤至极，认为《马关条约》在中国历史上是最耻辱之笔：“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为清廷“聚铁铸错，一至于此”而“痛哭流涕长太息”，怒斥清廷是“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同时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百日而败，更使蔡元培从中领悟到一个历史真理：“不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不可能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要想救亡图强，必须先从开发民智，培养人才着手。他深感个人仕途事小，救亡图存事大，正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迫使他重新选择了强国富民之路，毅然弃官归里，从事教育，培养人才。
从1902年起，蔡元培决定参加反清革命。他说：“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定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种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蔡元培和在沪教育界有识之士叶瀚、蒋智由、黄宗仰、王季同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教育会创办的宗旨是：“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成立中国教育会更深层次的意图，即富含革命的意义，蔡元培说：“我等所以成立此会，实欲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中国教育会成立不久，南洋公学发生了退学风潮，为使退学学生不致失学，蔡元培积极联络教育会的几位负责人决定成立爱国学社，大家公推蔡元培为总理。年底，蔡元培又与蒋智由、陈梦坡等创办了爱国女校，以培养有知识、有胆识的新女性为宗旨。不久，蔡元培任女校校长，他最早向女校学生灌输革命思想。
主办《苏报》、创办《警钟日报》，以实际行动支持邹容写的《革命军》
《苏报》创办于1896年，是以日侨的名义向驻沪日本总领事馆注册登记的，所以相比其他报刊少受清政府管约，后转让给陈范。中国教育会成立后，蔡元培邀请陈范入会，并一起参加教育会的各种活动。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陈范的思想日趋进步，他开始在报上宣传教育会的活动，将演说中精彩论点摘录刊登，宣传革命。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发生时，陈范专门在《苏报》开辟“学界风潮”栏目，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给他们以舆论的支持与声援，影响随之扩大。爱国学社成立后，《苏报》成为教育会的机关报，由蔡元培组织稿件，对《苏报》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教育会、爱国学社的喉舌。
1903年，章太炎、邹容从日本来沪投奔蔡元培。当时邹容写的《革命军》因措辞激烈，矛头直指清政府而无人敢登。《苏报》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刊出，蔡元培又与人为他筹款出版《革命军》。还刊出章太炎的《序〈革命军〉》及其与柳亚子合写的《驳〈革命驳议〉》等文章，《苏报》成为国内最早提出用革命手段推翻清廷的报纸。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引起清政府的恐慌。
是年冬，沙俄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争夺在我国东北的特权，在我国领土上互争利益，大打出手。国内爱国志士纷纷起来抗争，拒俄运动再次爆发。这年，中国教育会新吸收了山东卸任知县陈竞全。陈手头稍有积蓄，愿意为革命出点力。由于《苏报》被查禁，不少同志和战友遭遇囚禁和迫害，革命鼓动工作意识销声匿迹。为了重新唤起大家的革命信念，及时向国人告知国家的危机情况，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决定与陈竞全合作，义务办《俄事警闻》报。在创刊号上，蔡元培阐明了办报的目的：“同人因俄占东三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醒国民，使其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希望“闻报诸君如有要闻，讯请寄示，俾得刊入报端，善告全国。”该报吸取了《苏报》的教训，不直接谈革命，专门摘录俄兵侵满消息，以抨击清政府的外交败绩。报纸在编排设计上也很有新意，它图文并茂，白话、文言并用，使普通民众都能看懂。为了表示对清王朝的不满，报纸用干支纪年的方法以取代清朝年号，下面再注西历。日俄战争正式爆发，为了适应斗争需要，《俄事警闻》后改成《警钟日报》，由蔡元培任编辑，内容也扩大了，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反对帝国主义的瓜分掠夺，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为目的。《警钟日报》出版后，销路日广，两报共刊出1510号。
革命生涯中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是重任中国教育会会长和爱国女校总理
东京留学生军国民教育会秘密组成了暗杀团，原爱国学社体育军训教员何海樵在日参加了暗杀团，他们“立志从暗杀下手”推翻清朝统治。何海樵抵达上海，访蔡元培密谈数次，决定以上海为据点，在国内发展成员，遂由何海樵介绍在女校参加暗杀团。蔡元培又介绍精通化学，且可以从上海唯一一家国人自办的科学仪器馆购仪器、药品的钟宪鬯、亲信余子夷、王季同、从弟蔡元康等人参加，并开始研制准备用来暗杀的毒液、炸药，秋天，蔡元培的许多同乡都参加到暗杀团里来。
在组织暗杀团的同时，蔡元培积极筹划创建光复会。1903年，黄兴、陈天华等以军国民教育会归国会员的身份回国进行活动，在长沙创建华兴会，密谋于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时在长沙起事，将这一计划密告蔡元培，要他发动长江下游各省革命力量同时配合起事，蔡元培积极响应，他联络江浙一带革命党人陶成章等分头行动，做好接应准备。1904年秋，蔡元培与黄兴、陶成章在沪会晤，共商起义具体事宜，各自分头准备，不幸湖南起义因事泄而流产。黄兴、陈天华、杨笃生等人只好潜回上海，蔡元培支撑的上海革命根据地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们聚集在余庆里，并将华兴会的秘密机关也搬至这里，策划再次起义，蔡元培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蔡元培加强了与江浙革命党人的联系，特别是在他的影响下，旅沪绍兴同乡都参加了暗杀团，在蔡元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革命营垒。受湖南创建华兴会的启发，蔡元培和一些革命同志商议并与狱中章太炎取得一致意见，将暗杀团规章加以修订，把它改组扩大，定名为光复会，“以示光复我汉族之意”，并将“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作为宗旨。
光复会成立后，蔡元培和原暗杀团组织仍在继续活动，同杨笃生、何海樵等继续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亲自赁屋学习制造炸药，章士钊、陈独秀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由于蔡元培在江、浙、沪乃至全国都素负人望，光复会一时人才云集。仅经他介绍入会的光复会骨干就有秋瑾、徐锡麟、柳亚子、黄炎培、马宗汉、陈伯平、李燮和等十余人之多，而绍籍光复会会员就达百余人，壮大了革命力量。光复会的成立，对江浙沪所在地革命斗争进一步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与兴中会、华兴会鼎足而立，成为日后同盟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仍然自成系统，保持独立的活动。
鲜明的个性和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素负人望，赢得了普遍赞赏
蔡元培既不同于孙中山、黄兴等职业革命家，又不同于章太炎、徐锡麟、陶成章等革命实干家，所以他在革命活动中表现出“德行有余而方略颇短，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此后，光复会便转向浙江境内发展，实际由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人领导。
虽然蔡元培不久因赴德国留学，不再担任光复会会长，也很少从事光复会的具体工作，但他一直关注支持着光复会的发展，与光复会的实际领导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章太炎关系密切，联系频繁，始终保持着血浓于水的兄弟情义。
1902年，陶成章为了实现报国之志，萌发了投笔从戎、从事军事之心，由于北上谋入陆军学校不成而来到上海拜访蔡元培，两人一见如故，共同的革命理想把两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蔡元培的资助下，陶成章首次赴日本留学，参加革命反清斗争，两人成为革命知交，如1907年皖浙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被杀，陶成章亲笔致函蔡元培，沉痛而详尽地向他报告了事变经过。在陶成章与孙中山因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关系产生龃龉时，蔡元培总是竭力化解矛盾。徐锡麟为革命捐躯后，家族也遭牵连，其遗骸只能草草埋于绍兴城外马山，蔡元培一直挂在心上。辛亥革命胜利后，徐锡麟遗骸引柩回杭，安葬于西湖南天竺，烈士家乡绍兴也在西郭立祠以纪念。1912年，蔡元培亲为其撰《徐烈士祠堂碑》和《徐锡麟墓表》。鉴于徐锡麟、陶成章均有祠纪念，唯秋瑾无纪念之地，1928年蔡元培等人为秋瑾建祠筑亭募捐呼吁。1930年，原光复会会员王子余等绍兴乡贤提议：在秋烈士就义处轩亭口立碑，关押处附近府山之巅建亭以纪念。蔡元培极为赞同，并亲为秋瑾纪念碑撰文，表达了对秋烈士无限怀念和无比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