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晚报》英文版创立于1929年,前身是《大晚报》。中文版《大美晚报》于1933年初才增加,是美国侨民在上海创办的报纸,以旅沪美国侨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着重报道美国和其他西方侨民在中国的活动。它代表了当时上海的美国人商业团体的观点,宗旨是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报馆位于法租界,面对公共租界。
国民党的黑名单
1933年6月18日,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街头被杀,凶手是国民党蓝衣社成员。这仅仅是蓝衣社刺杀的开始。正在他们准备继续按照黑名单杀人时,《大美晚报》在首要位置刊登一份绝密“勾魂单”,上面列举了可能被蓝衣社暗杀的55位进步人士的名字。这份绝密名单,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舆论哗然。当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为平息舆论 ,不得不发表谈话,对黑名单进行“辟谣”。这样,蓝衣社精心谋划的暗杀行动被迫终结。
实际上,这个黑名单是《大美晚报》应王造时的请求而刊登。王造时也是民盟的发起人之一,他曾回忆:“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叫我到他家里去 ,把从程潜(他与程邻居)那里得来的盖有骑缝印的蓝衣社黑名单给我看 ,上面列有40多人,鲁迅和我也在其内。”李劝王外出避难,但王认为躲避不是上策,只有把暗杀计划通过报纸公之于世 ,才可能让当局不敢大开杀戒 ,毕竟上海是国际观瞻所在,国民党当局纵然无视国内舆论,也会顾及国际影响。所以,王造时找到了当时《大美晚报》的发行人张似旭。张是王的好友,但听闻此事后,却顾虑重重,王就鼓励说:“你有美国的关系,他们决不敢动你。”于是,张就同意刊登。王造时记不全黑名单上的所有人。为防遗漏,他便把居住在上海、最有可能被蓝衣社暗杀的知名进步人士都列举出来,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进步人士免受戕害 。于是,一份55人的绝密“勾魂单”在《大美晚报》上堂而皇之地“出笼”了。
不幸的是,虽然王造时使国民党当局暂时搁置了暗杀计划 ,但针对进步人士的暗杀行动却并没有中止。1934年11月13日,支持民盟,并多次刊发评论文章抨击刺杀杨杏佛的《申报》总编辑史量才与妻儿等人由杭州回沪途中,遭特务枪击而死。
艰难抗日
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占领了除外国租界外的大部分地区,同时接管设在公共租界里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宣布所有的中国报纸都得接受检查 ,由英美共管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变成彻底的“孤岛”。“孤岛”上容纳了约155万中外居民和难以计数的难民,还有大量流亡企业和不及撤走的国民政府机构。许多报纸新闻通讯社、出版社也在孤岛上继续自己的业务活动。他们不畏日军、汉奸特务流氓的威逼恐吓,坚持发表反对日本侵略的文章、通讯报道和言论,进行抗战爱国宣传。孤岛外恼羞成怒的日军利用其豢养的汉奸组织向各报馆投寄“恐吓信”,同时又对报纸发行人、编辑和记者大施收买拉拢之策;对多家誓不妥协的报社,则派武装汉奸特务砸烧报馆及印刷厂,绑架暗杀记者编辑。
作为不接受日军新闻检查的两家中文报纸之一,《大美晚报》中文版成了宣传抗战的重要论坛。为了扩大受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宣传抗日,同年12月1日,《大美日报》社又发刊中文《大美晚报晨刊》,一日两刊,“迅捷敏快”地揭露日军侵略暴行,报道救亡活动,给予民众以抗日的信心和勇气。《大美晚报》的大老板斯塔尔本人还特别在《申报》上发表《责任声明启事》,表示其所办《大美晚报》和《大美晚报晨刊》公开抵制日本侵略。至今,《大美晚报》登载的关于日军杀人比赛的报道还收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日军也曾试图关闭《大美晚报》,但因为晚报隶属美国,所以这一行动并没有成功。然而,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朱惺公是《大美晚报》副刊主编,1937年11月上海被日寇攻占后,朱惺公在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日伪当局的种种残暴统治。又将汪精卫早年行刺满清摄政王载沣未遂于狱中所写诗句《被逮口占》中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改为“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讥讽汪精卫的卖国行为。1939年6月15日,朱惺公收到汪伪76号特务寄去的一封带子弹的恐吓信。他不为所动,自题挽联:“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1939年8月30日,朱惺公从上海盘汤弄寓所步行去报馆时,突然被76号特务狙击,壮烈牺牲。
恐惧中度日
此后,《大美晚报》连连受到威胁,多次遭冲砸和武装袭击。有段时间,报馆的每个入口处都有武装车辆、碉堡、带刺铁丝网和持枪守卫。这些人不是为日军效劳,就是为伪政权汪精卫服务。他们五次轰炸报馆 ,屠杀报馆门卫,打伤工作人员。1940年7月1日,张似旭受到汪精卫政府通缉。1940年7月19日下午,张似旭在上海公共租界内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德商起士林餐厅二楼喝咖啡时被极司非尔路76号特务从背后开枪打死。7月23日,在贝当路(今衡山路)上海国际礼拜堂举行了张似旭的追思礼拜,当时有中外人士600余人参加,他后被安葬于上海虹桥公墓。后来陆续有几位《大美晚报》的重要工作人员被杀,斯塔尔本人也常常收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1940年7月1日,日伪政府正式发布了对斯塔尔的通缉令,环境险恶,斯塔尔被迫离开中国。高尔德也被伪政权下令驱逐出中国国境,但是他一直坚守岗位。另外,报馆的其他一些美国人和英国人也同样受到威胁。
日军希望控制中国人的思想,让他们完全没有士气,希望让世界以日本的方式旋转 ,也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大东亚计划。而《大美晚报》没有遵从日本的方式,而是与之对抗。曾有评论说,《大美晚报》从创立到1940年一直是上海的主流晚报,也是一份受人尊重并具有影响力的报纸。就连其当时的竞争对手《北华捷报》也对它有高度评价。1941年12月日军占领租界后,接管《大美晚报》,作为占领军在上海的英文报纸 ,后更名为《上海报》。
报纸背后的战争
回到美国的斯塔尔没有沉默下去,作为有着战争敏感的新闻人员,1942年,他制定了一个宏伟的情报计划,请求美国战略情报局同意将他的报纸作为反击日军和收集情报的工具。他 计划把他的每一个员工都作为情报员,而他则是这一情报部门的总经理。这一计划不仅涵盖当时的重庆和纽约,还包括中国、美国、欧洲的其他许多城市 。
1943年1月1日,美国战略情报局同意了斯塔尔的计划 。斯塔尔不仅从美战情局获得大量资金支持(仅到1944年7月就获得35万美元),他自己也每年为报纸提供1.5万美元的资助。《大美晚报》很顺利地在纽约创办报纸并搜集情报,然而在重庆却没有这么幸运。因为重庆是史迪威的地盘,而史迪威又是利用报纸来服务于情报和其他目的的大师。因为《大美晚报》与英国情报部门有着非常暧昧的关系,所以他不想让《大美晚报》扰乱他自己的情报系统。不过《大美晚报》的重庆版还是于1943年10月31日开刊。
关于后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鉴于重重困难,《大美晚报》没有为美国政府搜集到多少有价值的秘密情报,而且从一开始,晚报就受到戴笠的严密监视。后来《大美晚报》多数记者都没有回华盛顿,而是去了中国的英国秘密行动执行局(SOE)。另一种说法是,自纽约版成立一直到1944年7月,即便有很多困难,晚报坚持自己的使命一直到二战结束,而且在各种信息报道和分析方面做出了1500多份资料,并编辑汇总了各种背景人士5000多人的信息。抗日战争胜利,《大美晚报》上海版由美国随军记者玛诺主持复刊,前主笔高尔德返沪主持报馆事务,聘吴嘉棠、袁伦仁为编辑。日出两大张,对有关美国商情消息报道迅速翔实 ,广告也以美商为主。对当时中国如火如荼的反内战、反独裁群众运动只作简单报道,不加评论。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该报因报道失实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告 ,后报馆又发生内部纠纷,于同年6月下旬停刊。
上海大美晚报中文版面
上海大美晚报中文版副刊主编朱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