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对华实施经济侵略，洋布洋纱大量倾销到中国。中国本来是产棉大国，此时国人纷纷摈弃土布土纱，改用洋布洋纱，形势咄咄逼人。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在 1874年就提出设机器自为织布，要用中国自产的棉花仿织洋布，与洋人展开竞争。
1878年，李鸿章委派北洋工程技术人员魏纶先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年开工。由于管理不善而长期亏损、债台高筑，加上内部官员为拆借款项、财政混乱，因而十年来一无利润。盛宣怀参与织布局事务后，逐步成为李鸿章的参谋，最终掌握了织布局的主管权并控制相当大的股份。
1892年7月，盛宣怀上禀李鸿章，提出：“上海织布局奏设已逾10年，官商资本已逾百万。原奏准其专利20年，今则织布无利，非藉纺纱不能保全已耗之本。为大局计，应添集巨本，纱布兼筹，盈亏相共，毋庸纷歧。惟有准由布局禀请新商另行招股，另设纺纱分局……”朱鸿度成了他们物色的新商对象之一 。
应命出山勘基地购买机器
1893年，朱鸿度介入上海纺织业时，已是45岁的中年人，还住在南昌。同年8月10日，朱鸿度致盛宣怀函中说：“创设 机纱之举，蒙傅相委任之重，阁下推许之隆，奉到宪机之日，亟思勉竭愚忱，以图报称……”傅相即李鸿章。此前朱鸿度曾去天津谒见当时在天津办公的李鸿章和盛宣怀。由此可知朱鸿度介入上海纺纱分局，是李鸿章委任、盛宣怀推荐的。
朱鸿度出生在一个儒商世家。1860年，因避战乱，其父朱宗溱带领全家离开黄田，去江西南昌经办盐业。在江西，朱宗溱承办西鄂两岸盐引，为曾国藩整顿淮盐以裕军食出力。由此，朱宗溱结识了李鸿章。朱宗溱去世后，产业由其子朱鸿度、朱树斋继续经营。
朱鸿度来到上海，先到厂内了解机器的运作、出纱织布的过程，以及出厂销售的大致情况，然后去市场了解原棉、棉纱、布匹等价格行情，再通过不同的洋行了解最新机器的性能、产量、价格、质量保证与交货期情况，以及需建造厂房、锅炉房、烟囱的布局、面积、造价与工期等情况。他还去杨树浦视察正在勘查和施工的基地等。
通过调查，朱鸿度确实看到棉纱市场需求量很大，棉纱市场价飞涨至每包六十五两，因此他认为，纱厂办得愈早愈好。订购机器是最迫切的任务，是关系产量多少与获利厚薄的基础。为此，他花大力气进行纺纱机器的调查和订购事宜。他与买办反复研究什么样的机器最为适用，生产棉纱最多，什么样的机器价廉物美。盛宣怀对朱鸿度如此慎重非常满意，他在给朱鸿度的信中说：“益见阁下亦知购定机器之难，无任钦佩。”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厂活动，朱鸿度发现原计划的资金不够，便向盛宣怀报告。盛宣怀即于1893年9月7日在给朱鸿度回信中告诉他：“惟定合同之日，即须付价三分之一，造厂亦须用款，照杨观察来函，必须现银六十万两，拟请阁下与弟各招一半。以后凡有付款，不论迟早，皆各付一半，两无偏倚，想尊意亦以为然。”9月18日，朱鸿度回信：“股分各招一半，付款迟早皆各一半，谨照遵筹。”
突遭大火盛宣怀准予“独办”
然而，就在此刻，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整个建厂计划。1893年10月19日，上海机器织布局遭遇严重火灾，织布局几乎焚毁。朱鸿度第一时间给天津的盛宣怀作了汇报：“布局不戒于火，一炬成灰。其火闻得确由清花厂地板下而起。板下有深窖，自开机以来，所积败花从未清理，竟堆有七八尺之高。而屋上又以牛毛毡盖顶，加柏油油饰，以致星星之火成为燎原。虽曰天意，亦由人事未尽也。”朱鸿度尖锐地指出这是人为责任事故。他的看法立即得到盛宣怀的支持，盛宣怀回复朱鸿度说：“布局被焚，未经保险，诚如尊论，人事未尽。”朱鸿度对美国顾问的责任也不放过。他说：“即如布局清花厂并设一处，上用牛毛毡盖屋，丹科似亦不能辞其责。”
上海机器织布局遭此火灾，损失惨重，被焚后只剩地基、监工女匠房屋以及被损坏的机器锅炉等，值银不多。这样，本来准备办纺纱新局以扭转乾坤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遭受了沉重打击，光添一个纺纱新局已经不能弥补火灾后的重大损失，更不能实行原来的既定计划，不得不等待官方出台新的政策 。
通过这段时间合作，朱鸿度发现事事要写信与盛宣怀商量，很不方便，特别是冬季封河以后，来往信函更不方便。于是，他提出机器各定一半、各负其责的建议。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说：“鄙意封河伊迩，将来往返函商事多不便，所有机器或彼此各定一半，仍设纱机一百张，照初议办法，或先由敝处定购五十张，一切用人、造厂等事亦暂归一手办理，以专责成。阁下如以为可，仍是彼此各半。如嫌不宜，此五十张即由弟一人承办。好在并无公款，其中股分亦是两三亲友集腋而成，于商务大局毫无妨碍也”。盛即表示同意，说：“适奉尊示，以往返函商事多不便。欲由阁下一人承办，所有纱机五十张，即请尊处自行独办”。朱鸿度“独办”之策，实质上是看透了官场的腐朽与贪婪，力图减少官方的束缚，尽快实施建厂计划。
创办纱厂李鸿章取名“裕源”
1893年11月30日，盛宣怀在上李鸿章禀中出台了新政策，他说：“上海织布局被焚，仍须激对殷实华商购用机器，纺造布纱，多多益善。应在上海另设机器总局，筹集款项，官督商办，以为提倡，并厘订章程……凡有华商自愿招集华商股份置办纱机，在通商口岸设立分厂者，皆准其具呈请题厂名，悉归商办”。概括起来，就是“多多设厂、全改商办”。而所有工厂每生产一包纱要捐纳白银一两，以补偿前织布局的损失。
1894年，“华商机器纺织厂公所章程”列出了上海纺织厂商共 11个，有原上海织布总局，现由盛宣怀筹集商股、改设的华盛纺织总厂，有前龚照瑗集商股设立的上海纺纱新局、现改设的华新纺织厂，还有通久源纺织厂、大纶纱厂、裕源纱厂、集成纱厂等。章程中有一段说明：“盛道台与浙江候补道朱观察禀设上海纺织分局,今由朱观察招商，朱畴等开办，改为裕源纱厂。”这里，观察是清代对道员的尊称，朱观察即朱鸿度。朱畴即朱幼鸿，是朱鸿度的第二子。那么，“裕源”这厂名是谁起的呢？1894年李鸿章致盛 宣怀电报中写道：“公共章程给朱道阅已商定否？……朱请题厂名，可名曰裕源……”可见厂名是李鸿章起的。朱鸿度原拟要当官督商办的上海纺纱分局领导，此时变成当自己招商开办的裕源纱厂老板了。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机器织布局着火前是盛宣怀与朱鸿度合作筹办纺纱分局，各筹一半。此时盛宣怀独自将织布局接过去，改成商办华盛总厂，走出他逐步将官产变成私产的第一步。朱鸿度被甩脱，反而成全他成为民办纺纱厂的第一人。
得到新建裕源纱厂的许可后，朱鸿度立即行动起来，选厂址，购地，订设备，盖厂房。一年后工厂就建成了。裕源纱厂建在苏州河南岸叉袋角地区的麦根路，安装纱锭二万五千枚，一切所需的机器设备均购自英国。纱厂内全部安装电灯，并安装水龙消防设备，使它不致像上海织布局一样发生毁灭性火灾。稍后又在厂基地旁购宅基地，建成住宅。人称“叉袋角朱家”，是当时沪上有名的富户 。
紧接着，朱鸿度招聘机匠、招收女工约六百多名，于1894年开工，1895年初生产出棉纱。同年6月10日，上海机器纺织公所在向盛宣怀汇报中说：“敝公所自开办以来，业将三、四两月各纱厂出纱数目详细查明，鸿老亦无他说。惟沪上出纱之厂只有华盛、华新、裕源三处。”
鸿老即朱鸿度。可见裕源是商办纺织厂中最先出纱的三厂之一。华盛就是1890年开工的上海织布总局，官督商办。华新是1890年上海道台龚照瑗筹办的上海纺织新局，官商合办。裕源纱厂才是真正的中国第一家民办纺纱厂 。
不幸早逝日商社吞并“裕源”
朱鸿度在开创裕源纱厂时举步维艰，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所幸开工后纱销顺畅，盈利渐丰，形势才逐步好转。其间，朱鸿度时刻注意沪上乃至国际市场棉纱行情，即时调整对策。他发现英商怡和洋行正在大量进口洋纱，并欲进口纺织机器在上海设厂，日本也在广开纱厂，于是，他就大声疾呼抵制洋货 。
盛宣怀知道后，非常赞同朱鸿度的做法。他在给严信厚的信中说：“朱鸿度观察所论极是。必须设法先杜洋纱，再谋抵制洋厂在口岸制造。”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腐败无能，抵制不住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尤其是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后，日本人很快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正如朱鸿度所预料的，华商纺织业很快就被洋商击败，溃不成军，裕源纱厂经营一段时间后最终被日本人收购。
正当事业方兴未艾、勤耕将获硕果之际，朱鸿度突然于1895年9月在上海去世，享年47岁。他的去世，既是裕源纱厂和朱氏家族极大的损失，同时也是中国民营纺织业的一大创痛。在短短一年半时间内，他作为一个从未接触纺织工业的门外汉，建成了当时最现代化的中型纺纱厂，终究是令人钦佩的。
（据《上海滩》）
一八九四年，朱鸿度创办的裕源纱厂外景李鸿章为朱鸿度纱厂取名“裕源”的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