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民易代，除去造就了一群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这是我们熟知的“清遗民”，还包括，将一个民族整体性地变成“遗民”。所不同的是，前者的诗酒惆怅、黍离之悲、价值重建，在“共和”的中华民国并非毫无生存空间；而后者，却群体性地经历着衰弱，及至隐没。从曾经的天潢贵胄，到“如豚在苙”，辛亥后的旗人被烙上隐形的“原罪”，身历剧变却连基本的表述都难以浮出历史。
《满族研究》主编金启孮感慨民初满人的生活和遭遇：这个民族不但被人忘却，也始终没有被人了解，“濒临绝境的他们，忍受着别人的讥笑、指责，更看不懂书上的批评和辱骂。”考察民初满族和旗人的历史，可以知道，“濒临绝境”不是一个十分夸张的词，清末十年积聚的激进反满意识在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旗帜底下，以另外的方式保留和呈现。
如果说，民国的统治者与知识精英迅速接受了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转变，但对于更广泛的下层社会而言，这种转变并不容易。满人和清王朝一起，被命名和定义为“被推翻者”，须承受共同命运。
族界、身份多元及民国的满蒙问题涉义太广，这里，只以生计为题，谈谈一个族群的“遗民史”。
旗人作为一个族群之“民生凋弊”，非民国产物。清统治的二百多年时间里，旗人不事生产，禁止从事工商、贸易。
贫困化问题，清末新政时期朝野都有议论，也曾颁下朝旨，许其务农、经商，力图逐步解决旗人生计。革命爆发中断了这一进程。而在革命之后，旗人潦倒更不是一时、一地的个体现象，几乎是整个族群的共同际遇。这就要归聚到国家政治变迁的大背景中。
1920年5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登了《今日之旗人生活状况》一文，将当日的旗族生计状况略分为四类：贵官派指那些享受《优待条例》的亲贵宗室，这批人虽有积产，但入不抵出，亦因少不经事，“众家丁分肥”，预计“将来不至穷死不止”；谋生派是那些勤求有强，能经营和自立者，“此派为旗族中之尚佳者”，逐渐可与其他各族同化；劳动派以汉军旗人居多数，普通以人力车为谋饭之计，困顿但尚能自存；待死派则是那些注定“老死牖下”的赤贫者。
统计全数，贵官十之一，谋生十之二，劳动十之七，待死十之一。十分之八，为底层旗人，据作者考察，北京内城的旗人居民，“殆已由积弱而渐流于乞丐一类。以数十万众老幼男女，皆成叫化，于治安、于国光、于观瞻，皆有可注目之价值。”占人数最多的“劳动派”，虽仍可勉强糊口，但由于经济状况下降、生活费用提高等原因，“可恃之收入，少于前四五年前一倍”，生活愈见窘迫。
其实，即便“贵官派”，也未见得都养尊处优。民初报纸上，时常可以看到“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院”的时闻。入民国后，满洲王公的贫困化实则很迅速。溥仪老师庄士敦说，当他在1919年认识他们时，其中一些早已不再是富人，许多都“已陷入可悲的境地”。出于“脸面”考虑，他们不可能公开卖古玩，卖也只能得到“低得可笑的价钱”。
庄士敦提到一位亲王，乾隆五世孙毓朗，光绪时封镇国将军三等将军，辛亥年位至军谘大臣，算是亲贵上层。清亡不过十年，他已经“穷困潦倒”。另一位重量级亲贵载泽也在入民国后，迅速“变穷”，一群民国的士兵还抢劫了他存放值钱东西的“库”，这位曾经“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1920年代末在北京穷困落魄，郁郁而终。
溥仪的堂兄弟溥涧，家产吃完，靠卖画为生。庄王的后代饿死在南横街的一个空房子里。睿王的后代钟氏兄弟，因生活无着而私掘祖坟。清末重臣庆王奕，家赀亿万，孙子竟没落为拣破烂的。这些被取消了特权的贵族，俸禄也没有了，家产吃光，便只能流浪街头，或转乎沟壑，甚至冻馁而死。
一名叫桂顺的皇族，因家境贫穷，由京去津谋生，行至杨村，不幸病倒店中，当卖全无，又无衣无食，无奈之下向溥仪发了一封告急禀文，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赐钱财，奴才好养病度日”。当时皇族有三万余口，类似情况，比比皆是，小朝廷也是救不胜救，无能为力。许多人，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
王公亲贵尚且这样“穷了下来”，一般旗人的贫困更可想而知。清帝宣布退位，在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达成的一系列《优待条件》中，明文规定，保护旗人财产，维持旗人一般生活，其中《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规定，“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保护旗人公私财产文》中指出：“凡八旗人民公私财产，应有地方官及公正士绅清查经理，以备筹画八旗生计之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旗人公私财产不仅没得到应有的保护，往往以各种原因被没收。
辛亥以后，旗人子弟无以为生，被送去学戏的也很多，北京城有些名气的坤伶林佩卿，就是旗人家的女儿。哥哥学拉胡琴，她则很小就学着唱戏，但旗人家庭，虽没落了，也还是保守，不忍心自家女儿在舞台上搔首弄姿地演花旦，就选了不容易大红大紫，也不容易上大轴戏的老旦来学。这大约也可作为旗人生存状况的一种隐微的实录，生活艰困，却还要讲究点面子，也不肯过分地“低贱”下去。时人感叹：“宗族异常困苦，啼饥号寒之家，不可数计耳，耳闻目睹，情实堪怜。”
在杭州，保护旗营安全并筹备旗人生计是光复期间革命军与旗营的议约，但后续则落差极大。杭州光复后，“饷粮全停，生计断绝，致穷苦旗丁饥寒交迫，自相侵夺。”张廷栋《杭州旗营与八旗子弟生活》文中回忆，民军本订有安置旗人办法，每人可领一笔生活费用，这笔款子听说是拨出的，但旗人此时大部分都已逃避，惟恐暴露旗人身份，遭到汉人报复，根本没有人敢去领这笔钱。有的旗人本已与汉人结成亲戚，改名换姓，自谋生计，有很大一部分较穷苦的旗人，逃到上泅乡去落户务农，生活习惯均已汉化，自己也不愿再说是旗人，因而也无人知其底细了。有的是父死母嫁，子女流落，投靠汉人为养子养女，也就无人知其原委。
在荆州，民国二年成立“荆旗善后局”，又拆卖东西界城，筹措资金，发给贫困旗人每人三十元，资遣到通山、通城及鄂东一带务农（因受歧视及不习惯务农生活，逃归者甚多）。不愿离荆者，专恃变卖衣物、房屋为生，坐吃山空。妇女多到沙市帮有钱人家做保姆，当佣人。男人多出卖劳力，拉人力车，做苦工，鼎盛时，荆州城里的黄包车达数百辆之多，八九成是旗人在拉车。收入微薄，生活极端困难。
革命后的成都旗民，“潦倒挣扎，十生九死。”1914年，成都满族上层，曾经向北京政府上过呈文，请求发还八旗公产。呈文中说，成都旗族困苦不能自立者，不下一万二千余人。川军政府成立之初，只发给旗民三个月饷银作为待业时期的生活费用，事实上当时百业萧条，就业根本不易，而这点饷银不久便已用完，旗民们不得不出卖住房，一时供过于求，一甲之地连同三间破房仅可卖得四五十元军用纸票（一甲地约一亩左右，甲是清代寓兵于农授田单位名称）。后来房地价涨到二三百元。
——谁之恶剧？这很难追问，更难一言以蔽之。据《清末民初旗民生存状态研究》，民国政府绝非执意迫害旗人，事实上规章的、实际的，也零星在做些救助、改善的工作。满族同进会推动下，民元就批准设立了筹办八旗生计处，但直至北洋统治结束，始终只得“筹办”二字，等同“虚泡幻影”。各地旗民自救，如开办旗民工厂、慈幼院、善后局等，也多为具文，杯水车薪。
旗人无技无长，自己之过？也更加不能这样认为，一个族群整体性的困顿，在更大程度上是历史和政治转折造成的。如时人歌咏中感喟过的，“革命军兴奏凯歌，八旗生计付江河”。或者，就旗人们的生存感受而言，“五族共和”的时代，毋宁称之为，“后驱除鞑虏”的时代，困顿成为常态。
据《历史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