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15   

她祖籍天津，出生于北京，是首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第六任夫人。1967~1978年，她蒙冤入狱。1979年后，她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1989年2月5日，她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会上，亲自给她40年前的物理老师、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褚圣麟，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表达了对教师行业的敬重之情。1995年，"幸福工程"正式启动，作为这一大型扶贫计划的发起人，她多方奔走11年，在全国设立了389个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3.1亿元，救助贫困母亲及家庭15.4万户，惠及人口69.5万。她曾荣获"中华人口奖"荣誉奖。2006年10月13日凌晨3时许，她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4天后，她获得了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
这位杰出的女性，叫王光美。2015年6月，由她口述、儿子刘源题写书名的《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本版选登一个章节以飨读者。
我们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我的父亲叫王治昌，号槐青，早年公派出国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法律和商科。当时他是个穷学生，上大学的同时，在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英文班教课，打工挣学费，半工半读。那时廖仲恺先生也在早稻田大学上学，和我父亲同学。他俩很要好，结为把兄弟。
我记得我们家的堂屋里，好多年都放着一张合影照片：两个大人中间站着一个小孩。两个大人就是我父亲和廖仲恺先生，中间的小孩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幼子廖承志。
我父亲回国后，先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接着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后来，他进入民国北京政府的农商部，起先是个小官，当过参事、商品陈列所所长，算是七品小京官、技术官僚，逐步升任为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农商总长。他曾以公使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还有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1925年8月，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我父亲十分震惊，愤而退出北京政府，从此不再做官。蒋介石军队“北伐”占领北京，有人来拉拢，我父亲不为所动。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父亲保持了民族气节。其实那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靠出租房子生活。从我上辅仁大学以后，我的几个妹妹，都没上过什么正规大学。
我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是家里包办的，生下我大哥光德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父亲的第二个夫人，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房东的女儿，姓赵，就是我二哥光琦、三哥光超的母亲。她家是华侨。赵氏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和我母亲董洁如(字澄甫)结婚。
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我母亲董洁如在这个学校上学，算是父亲的学生。董家是天津较有名的大家，盐商。一开始，我父亲来提亲时，外公外婆还不同意，理由是师生不同辈。但我母亲同意，可能他们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时就互相有好感。
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到北京做官，他雇了一辆马车，把我母亲从天津接到北京，在六国饭店请亲友吃了顿饭，就正式结婚了，婚后住在绒线胡同。那时我父亲做的官不大，后来越做越大，才在旧刑部街买了房子。
我母亲董洁如，年轻时很有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当时女子都要裹脚，但我母亲不干，所以她是“解放脚”。她还坚决要求上学读书，一直上到了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我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和刘清扬同班。刘清扬是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后来邓颖超同志也是上的这个学校。
我母亲有三位亲属和李大钊同时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并于1927年4月、11月被杀害。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弄清楚我母亲的这“三位亲属”是谁，直到前几年，经过我六哥光英多方查找，才了解到这“三位亲属”的名字：一位叫董季皋，是我母亲的叔叔，中共顺直省委军运负责人；一位叫安幸生，是我母亲的姐姐董恂如的丈夫，中共顺直省委委员；还有一位叫王荷生，同我母亲也有亲戚关系，被捕时是顺直省委书记。
1937年，光杰在天津开设党的秘密电台，我的一位亲舅舅董权甫给了很大帮助。我的这位舅舅是学纺织的，当时是一家纺织厂的工程师。光杰的电台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一直没有被敌人破坏，同他有这个舅舅作掩护是分不开的。
我们家在北平的地址是西单旧刑部街三十二号。原来二十八号、三十号、三十二号都是我们家的，后来家里经济拮据，就只留了三十二号，二十八号、三十号都出租了。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地下党活动很困难。我的妹妹光和在崔月犁领导下工作。有一位地下党的干部叫宋汝棼，当时处境比较危险，光和就主动向崔月犁提出让他住到我们家去。
宋汝棼在我们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父母亲心里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默默地掩护他。我父亲有时候到宋汝棼的房间里坐一坐，同他聊聊形势。为了防止意外，宋汝棼多次把一些党的书报杂志、文件交给我母亲保管。我母亲总是十分小心地把它们收好藏起来，有时把文件放在装饼干的大铁盒里，埋在地下，从没有出过差错。宋汝棼前几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曾经回忆在我们家受到掩护的情景，说：“日久见人心，危急关头，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而老头、老太太全力以赴。所以到这时，又由革命关系，再进一步发展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关系了。”
我们家算是书香门第，讲究读书上进。解放前，我们谁也不知道谁在干什么。好多情况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
我的大哥光德小名叫海儿，弟妹们都叫他海哥。海哥小时候身体不好，眼睛有毛病，后来就完全瞎了。那时我们放学回家，弟妹们常常轮流读书给他听。大家都很同情他，觉得有这个义务。不过我念得多一些，光英他们男孩子就坐不住。
海哥人聪明，记忆力特好，头一天念完了，第二天接着念，马上就能说出昨天念到第几页第几行。那时母亲每月给海哥些钱，他就买书看，往往是让我们陪他到商务印书馆，告诉我们要买哪一类的书。记得那些书上尽是古文对子，我看不懂。给他念书的时候，我就把不会读的字写在他的手心里，他就告诉我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意思。他多才多艺，喜欢听广播，跟着里面学唱京戏。不幸，海哥三十多岁时患肺结核去世。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都十分悲痛。海哥在我们弟妹心中永远占据一个位置。
二哥光琦毕业于清华大学，接着留学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成后回国。光琦年轻时高大漂亮，人又聪明，学什么东西都快，有不少女孩子追他。当时他正和胡敏谈恋爱。
我记得他常拉我去看球赛，请我吃刨冰，实际是让我陪他和胡敏见面。胡敏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人很漂亮，眼睛大大的，据说是南开的校花。胡家是船王，经营长江航运，是四川有名的大家，后来又到广东发展，生意做得更大。胡敏的亲生父亲是胡光标，养父是胡光杰。兄弟俩就她一个女儿，所以后来胡敏继承了胡家的财产。那时我们家已没落，没什么钱了。送光琦出国留学也不全是我们家出的钱，我的一个叔叔王道昌资助了一部分。他当时是山东枣庄煤矿的总工程师，经济较宽裕，经常接济我们家的生活。
光琦和胡敏订婚的时候，胡敏的母亲来我们家，挺讲究的，可我们家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后来他俩结婚，从装修房子、买全套家具，到结婚费用，基本上都是胡家的钱。他俩的婚礼是在南池子那儿的欧美同学会办的，场面挺大。我印象深的是胡敏在婚礼上穿着雪白的婚纱，一到家里马上换成红旗袍、红鞋子，一身的红。
光琦结婚后，到青岛金城银行当主任。后来他回到北平，在一家大银行任高级职员，一段时间后又到燕京大学当教师，教“货币与银行”。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大学都迁往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当时叫大后方。光琦和胡敏去了四川。
在四川，胡敏的养父胡光杰和李宗仁熟识。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赴任前李宗仁要胡光杰随他去北平，因他在北平一个熟人也没有。胡光杰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就是我的女婿王光琦，他家就在北平。”李宗仁很高兴，上任时就带上光琦，两人坐同一架飞机到了北平。
这事在我父亲那里交代不了。我父亲很谨慎，多次盘问光琦：“这是怎么回事呀？为什么和李宗仁搞在一起了？”光琦作了解释。当时我也很好奇，我父亲盘问光琦的时候，我和妹妹就躲在屏风后面偷听。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李宗仁到北平时，带了一个他领养的儿子，叫李至胜。李至胜当时很小，还没有到上小学的年龄。李宗仁就把儿子和保姆放在我们家。那些日子他说要看儿子，差不多天天来我们家，并且提出要我教李至胜英语。我就有些警惕。
我堂堂一个研究生，哪能教一个小孩子呢？正好我认识一个姓王的女生——我和她一起在一个美国老太太那里学过英语口语的。她在家没什么事，我就介绍这位姓王的女生来教李至胜英语。李至胜在我们家住了有一两年，随后上了手帕胡同二附小，最后去了美国。
由于光琦一直搞经济，李宗仁当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后，曾聘请他为经济顾问。北平解放前夕，光琦拒绝离开大陆，留了下来，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从事国际贸易研究。“文化大革命”中，光琦因为这一段不容易说清楚的历史，坐了六年监狱，精神受了刺激，1985年因脑血栓去世。
光琦、胡敏夫妇有四个孩子。胡敏的父亲和其兄弟解放后去了海外，他们在国内的家产由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子昂管理。胡子昂是他们的亲戚，也是管家。在1955年的公私合营中，胡子昂把这些财产全部上交国家。
五哥光复是志成中学毕业的。他性格外向，平时很活跃，喜欢打球、滑冰等体育活动。志成中学有一个有名的美人儿叫周志雯，愣要追他。中学毕业后光复报考空军学校，报纸上还登了他俩的事，说是“英雄配美人”。他俩最后因种种原因分手了，他后来同张西锦结婚，两人感情很好，生有一儿一女。
抗日战争中，光复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飞行员，曾打下八架半日本飞机，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战空军英雄。为什么有一个是半架呢？因为这架是他和一个美国飞行员共同击落的。抗战中中国飞行员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是九架，光复是八架半。光复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后知道了他和我的关系，他一下子就失宠了，处处受到排斥。光复一气之下脱离军队做生意，1985年，他去美国达拉斯看望儿子，从此在美国定居。
2005年9月，我国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光复再次受到邀请，回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大会。让光复特别感到兴奋和荣幸的，是他作为抗战老战士十名代表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胡锦涛主席还亲自给他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
我的六哥光英，大家对他知道得比较多了，我也不多介绍了。他曾多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兄弟姐妹中，我和光英是来往最多的。光英是1919年巴黎和会那年生的。当时我父亲正好在伦敦，就取名为光英。两年之后，我父亲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给我取名为光美。其实我还有一个字，叫心绮。
在兄弟姐妹中，光英和我挨得最近，只差两年，所以从小我俩一块上学、一块放学，老在一起。光英喜欢弹钢琴、唱京戏，喜欢看球赛，还当过拉拉队队长。他的朋友最多，经常带着一大堆人到家里来。旧刑部街二十八号我们家的房子，就租给了光英的一个同学宗德纯。光英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办厂，就是和这位宗先生合伙的。
我有四个妹妹：光和、光平、光中、光正。光中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家政系。我三嫂严仁英看上了她，就把光中介绍给自己的表弟卢庄吉。
全国解放后，光中想参加工作，但卢家规矩多，不让儿媳妇出来，光中就提出离婚。她喜欢小孩儿，心地善良，照顾孩子特别细心，缝缝补补的事都会。那时我母亲正要创办“洁如托儿所”，就让光中来帮忙。我母亲任所长，光中任保教主任，具体负责托儿所的工作。
当时收养小孩儿没有年龄限制，有不少是不满周岁的婴儿。北京师大二附小校长王静的孩子也在托儿所，他本人就常在业余时间义务为工作人员补习文化。渐渐地，王校长和光中结婚了。60年代，他俩都调到山西大学工作。
70年代末，光中调回北京，任西城区婴幼儿童保教实验院院长，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政协委员。她还荣获全国妇联、全国儿童少年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保教工作者”光荣称号。可惜，她在1989年去世了。
妹妹光正出生时，有人送了母亲一对玻璃花瓶，所以给她取个小名叫“双瓶”。光正读的是高级助产学校。解放前她随光琦夫妇去上海，一直在那里从事妇产科和医务领导工作。光正的丈夫李德宏是上海地下党成员，又是一位石油化工专家。
光正曾任上海红房子医院的院长，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院长、党委书记，上海医学院的副院长、党委书记和上海市政协委员，现在已经退休。
据《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黄峥/执笔刘月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