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05
作者：陆钇含
在上海这个城市，世界商都，曾经出现过一个辉煌耀眼的家族，他们前后几代都在我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名字，虽然命运轨迹各不相同，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一个共同的理想。这个家族就是被称为我国近代史上十大家族之一的上海董家渡朱家。
上海董家渡地区位于上海老城厢与黄浦江南外滩之间，为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形成的城区之一，拥有上海现存最早期的天主堂和上海最早的会馆。从外滩走到董家渡，那里一带能找到老上海最平民的感觉，那里曾经商肆林立。可以在那里附近的大多数路名上联想起这曾经的繁华喧闹，篾竹路、外咸瓜街、面筋弄、外仓桥街、盐码头街等，街名的来源就是这里曾经集中的商贩店铺。如今走一走，依然能读到黄浦江畔老码头古老的记忆。
朱马联姻
朱家祖籍为青浦诸巷会，是一个以沙船闻名的事业型大家族。到了晚清的时候已经历经六代人了，其中的朱朴斋是这个家族中最为成功的人物。
他于太平天国兴起的时候，在董家渡教堂结识了由镇江逃亡上海避难的马家四姐弟，后来在教会的撮合下，与马家大姐马健淑结为连理，后落户董家渡成为望族。
马健淑堪称是一位奇女子，她从小习文练武，不仅晓经史、明医道，且谙武术，由于早年丧父，更是照顾母亲，抚养幼弟。她与朱朴斋结婚后，主持家政，料理内业，使得丈夫全身心地搏击商海。朱朴斋也对尚在教会读书的三位小舅子多加照顾，抚育他们成才成长，三位妻弟也对这位姐夫非常敬重，视如父兄。这三位妻弟便是我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马氏三杰”：马建勋、马建常（相伯）与马建忠。
朱马联姻后，家室和睦，夫妻恩爱，没几年的时间，长子志尧、次子云佐、三子季球（开敏）、四子季琳相继诞生，一家其乐融融，为人所羡。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一次变故中，朱朴斋的事业濒临破产，他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连惊带急，竟至一病不起。
在风雨飘摇的时候，马氏夫人一肩砥柱，力挽狂澜，在艰难的局势中，竟凭一弱女子身给稳住了家业。
这个时候，她的三个弟弟也已经长大成人，并拥有了一番事业。大弟马建勋受曾国藩拔擢，入北洋幕府，后又得李鸿章赏识，已经统管军营。而二弟马相伯、三弟马建忠这个时候也经长兄建勋介绍入幕李鸿章府中，为李大力推行洋务运动鞍前马后地奔波。
马氏太太便将自己年方弱冠的儿子交给弟弟们培养抚育。马氏兄弟对外甥也确实进行了悉心的栽培和提携。
在马氏舅舅的一再嘱咐下，朱氏兄弟特别注重学习外语，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特别是朱云佐，英、法、日文，门门精通。
科学求知
由于自己为胞姐带大，深受姐夫关照，后来长兄建勋又在任上壮志未酬，英年早逝，建常、建忠兄弟对四位外甥倾注了格外的情感，视如己出，1880年、1886年，马相伯为筹办山东矿务和筹建国家银行二度赴美集资，1885年马建忠出使欧洲，都以自己的几位外甥为随员。
日清两国为朝鲜主权谈判，马建忠替朝鲜国王李熙设计太极国旗并参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朱氏兄弟也相伴左右。这些都促进朱氏兄弟萌发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挽救国家贫弱的思想。他们兄弟也以天生的聪慧，年纪轻轻就完成了很多大事，深得李鸿章器重、爱惜，并开始被提拔、重用。在甲午战争前，朱云佐还曾接受李鸿章密令，赴朝鲜调停袁世凯与朝鲜国王的矛盾事件。
1889年，朱云佐在舅舅等的推荐下，筹建法商东方汇理银行，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买办。戊戌变法前后，朱氏兄弟创办《格致新报》，亲任主编，还大力资助汪康年等人，先后创办了《知新报》、《昌言报》。1902年，他们又支持英敛之创办老《大公报》。兄长朱志尧在《格致新报缘起》一文中写道，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痛非不深，创非不巨”，但数十年来中国依旧“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习”，一而再、再而三地“误于务末而舍本”；他明确提出：“本何在？在格致”，格致实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柢也”，以此呼吁国人学习推广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以图富强。
实业救国
当时的晚清政坛发生的一系列惨痛事件，使朱志尧和四弟朱季琳痛感中国积贫积弱之苦，由此树立了实业救国的志向。三弟朱开敏在那时已成为神父，开始外出分派，往来乡间。对于出身大户，又长期在修道院的他，更是看到了国贫民弱，激发了造福乡人，拯救国家的意志。
1902年，朱志尧独资创办了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意即“器维求新”。求新造船厂的开办成功，被《国货月报》称为“我国工业界仿造外洋机器之鼻祖”，还被人们视为中国机器工业之巨擎。“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眼望，只缘身在最高层。”这是英敛之专门书录了宋代改革家王安石的《登飞来峰》诗，形象地反映了“求新”厂在当时中国机器与船舶制造行业的地位。
在这个时候，朱开敏先后分赴浦东的金家巷、常熟的鹿苑和江阴的后塍担任本堂神父。他在那里利用教会的资源，不仅帮助了当年金家巷的朝鲜爱国流亡志士，使他们顺利成立“大韩民国零时政府”，还大力筑路建桥，开设学堂、诊所和慈善堂，全面改善当地社会交通状况。朱开敏所办事业，由马相伯为其疏通社会高层关节，使得朱志尧、季琳两兄弟能筹资慷慨支援一奶同胞。在此主事过程中，朱开敏也日益成熟，展现了朱、马两家人独有的特质，用自身超强的能力与舅舅、兄弟拥有的广泛资源，完善各项事业并支持地方的一些发展，当地的社会生态也因其的到来而从穷苦乡间迈向现代城镇化，被当时的省长等官员大为赞赏。以至于朱开敏不仅受到当地群众欢迎，更受到政商士绅的尊敬。
在经营“求新”厂成功后，朱志尧与朱季琳又以其为龙头，独资或合资创办了大批的企业。主要有：1905年创办同昌榨油厂，次年改官办南市电灯厂为商办上海内地电灯公司，1907年在北京创办溥利呢革厂，次年又投资创设同昌纱厂，1910年集资创办申大面粉厂。此外，他还办有中西书室、新诚米厂、江西布厂和尼各老砖厂，参股大达轮船公司、华商电气公司、中国图书公司、江苏铁路公司、上海内地自来水厂等。同时，置有数十块地产与数十处房产，1915年合组大通地产公司。后来，他又集资创办宝兴铁矿公司、当涂铁矿和长兴煤矿，支持好友陆伯鸿创办和兴化铁厂。只有十多年时间，朱志尧与朱季琳便构建了一个偌大的实业王国。据1910年统计，朱家当时的投资总额365万元，居全国民族工业资金额的11.09%，位居第三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朱氏实业帝国。
爱国抗日
在面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民族存亡危机的时候，朱家人也表现出了他们高尚的爱国情操和极大的爱国热忱。抗战爆发的时候，朱氏兄弟的三家航运公司所属各轮多被政府所征用，自沉于航道以阻日军军舰。当轮船长急电请示时，朱季琳简明回复“遵令办理”，并言：“非常时期，人人有责。”回答另一位轮船长电请时，更加干脆，只说“照办”两字。而身处海门的朱开敏，因其威望和社会地位，日本人欲积极拉拢，但是朱开敏不惧威逼利诱，拒绝配合。在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就派遣他手下回到自己的故乡为中国抗战募捐。他在海门也带头节衣缩食，以维持被日本截断外来经费后的教区事业。马相伯百岁高龄还奔走各地，演讲抗日，最后客死异国。
上海沦陷后，朱氏兄弟产业除租界中的房地产外，尽陷敌手，大通轮船公司四艘江轮，仅“隆大号”冲过火网逃至重庆。华商电气公司则被日本人改组为华中水电株式会社南市支店，派了名叫久保精次郎的当经理。日伪方面一再派人前来游说，先后提出只要朱氏兄弟与日方合作，日方将注入资金，提供方便，让同昌榨油公司、宝兴铁矿与大通轮船公司复业，以体现“中日提携”。当时，朱志尧家生活已经极度困难，一家人仅靠儿子希圣和两个孙女教书维生，后来只能靠变卖字画古董度日，但还是毫不为动。在“华电”，自朱季琳以下，职工中更没有一个为日本人做事。
就在这样艰难生存的情况下，由于苏北地区与上海往来航线关闭，为使乡人方便就医痊愈，朱季琳兄弟等担负起“苏北地区医疗中心”的使命。朱开敏还在海门开办广济医院，他便又从哥哥志尧和弟弟季琳处争取所需资金。兄弟两人根本没有思考，将自己以备后患的最后积蓄倾囊献出，子侄辈们也相继奉献。哥哥朱志尧更是将位于浦东东沟南侧朱家的200多亩滩地出售，赠兄弟朱开敏50万元支持其爱国事业。他还将剩余经费向贫困人群发放，只要来告，有求必应，绝无空手而返，不足十天，一笔巨款全部发尽。
整个抗战时期，朱家上下数百余人，没有一个人附日投敌。抗战期间，朱家还为中共和国民党抗日情报人员设置秘密电台提供过方便。真是抒国难而无怨无悔，满门忠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