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4日，华语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在美国匹兹堡离世，享年95岁。

  他曾一语道破当代人类的困境：“现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到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无所适从。”当被问到身处意义危机时代的人们该如何自处时，他说，“往里走，安顿自己”。

  苦难孕育出的家国情怀

  1930年，许倬云出生于江苏无锡，体重仅有两斤七两，患有先天肌肉萎缩。双胞胎弟弟却非常健康。

  他6岁以前不能动，7岁时才勉强能坐，8岁时自己发明了一个办法，手拖着圆凳子，一步一步往前移，13岁时才能拄着棍子走路。

  7岁时，抗战爆发。许倬云的父亲是一位战地文官，负责在战线前后组织运输网，供应军粮民食。许倬云因为残疾，无法像弟弟那样住校，只能跟随父亲到处辗转，却常常被大人“遗忘”在土墩、石磨或板凳上。有时数小时，他所能做的，只有静静观看贫苦百姓是如何日常劳作的。正因此，他对普通人的苦难有着切肤刻骨之痛。

  许倬云广为年轻读者所知，很大原因是他曾两度接受《十三邀》剧组的采访。在2020年那期中，谈到抗战时期的经历时，他突然声音沙哑垂泪不止。“农村人一句闲话不说，接纳难民。粮食拿出来一起吃，满路的人奔走，没有人欺负人，挤着上车，挤着上船，都是先让老弱妇女往上推，自己留在后面……”当时小小残弱的他，目睹战时中国老百姓的万众一心，便相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可能亡”。抗战经历影响了他一辈子，是他生命的底色。

  在缺憾中追求自由

  1948年，许倬云随家人迁往台湾，不久便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大二时，接受校长傅斯年的建议，转入历史系，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1957年，经胡适推荐，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就读博士期间，他接受了五次足部矫正手术，数月间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想自杀都不能”。万般痛苦中，病房中天天发生的生死病痛和对生命的不舍，令他产生了一种必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的安顿感。

  1962年，他学成回到台湾，是第一位学成返台的文科博士，同时在台大历史系、史语所和“中研院”任职。他与几十位大学教授成立了“思言社”，希望温和渐进地推行社会福利体制，却因此惹来祸患，又不愿意低头，只能选择离开，于1970年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授。

  在接受生命的缺憾，突破身体对行动的限制，并且开拓出一个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世界上，许倬云先生无疑创立了某种典范。

  不固守于任何学科或时代

  许倬云先生的人生横跨新旧两个时代，学思历程则纵横东西，大问题意识是他的又一个显著特质。他的研究领域集中于上古史、文化史、社会经济史、考古学及中西文化比较。学术代表作“古代中国三部曲”（《西周史》《形塑中国》《汉代农业》），数十年来一直是古代中国研究的经典之作。

  为打破学术专业化的壁垒，他还致力于在专业学术研究和面向普通读者间搭起一座桥梁。面向大众的“中国文化三部曲”（《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及《经纬华夏》等数十种著作，海内外发行量巨大，蜚声于世。

  他曾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概括为“两头”：一头是上古史，一头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史。在试图解释传统中国“天下国家”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体，是如何发展成型、熔铸一炉的同时，他更为关切的是，如此“早熟”的文明，为何到了近代两百年来，其文化反应机制在面对西方时，“无法适当地感受变化，发展出应有的调节与更新？”概言之，他的历史研究，更多是出于关注现代，而去从历史中寻找因果。

  为常民写作

  许倬云的平民立场、济世的使命感，还体现在他的“为常民写作”上。他最早的两部英文著作《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汉代农业》，都与中国古代农村有关，讲的是怎么种田。“老百姓的事，我兴趣最大的。”

  历史学家通常只关注帝王将相，讲的也都是些堂皇的大道理，却看不见老百姓的日子。许倬云则在自己的许多通俗性历史著作里，特别关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从他们的四季日常、安身立命和为人处世的态度中，归纳出背后的文化精神。这也使得他比其他知识分子更“接地气”。

  许倬云说他的历史观是，“个人的地位最小，比人稍长一点的是政治，比政治稍长一点的是经济，比经济稍长一点的是社会，而时段最长的是文化，更长的是自然。” 他指出，中国人注重的“气”，是天地之间的正气，每个人身上都可以禀赋到一点。“我是宇宙天地间的那个人，我不自尊，谁尊重我？”他认为，这是中国人哪怕在一切条件都不好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挣扎站起来的原因。

  科学是一种追寻的精神

  许倬云是王小波的老师，后者曾在他著名的随笔中写道：“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中国人先把科学当作洪水猛兽，后把它当作呼风唤雨的巫术，直到现在，多数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许倬云认为，科学的发展与人间秩序的发展几乎是平行和对应的，“进步史也就变成了科学史”；如何处理演化的老化，才是无可否定的严重课题。他殷切希望世人，“要有一个远见，能超越你的未见”。因为，“科学是一种追寻的精神，要人心之自由，胸襟开放，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

  哪怕是在鲐背之年，他仍然笔耕不辍，出版新书，接受访问，参与线上对谈，通过网络与年轻读者交流，成为安顿人心的“精神坐标”和“宝藏长者”。有人说，只要许倬云一张口，当代人的焦虑就少了一大半。

  跨越时空和代际，他慰藉了许多孤独、困顿中的人们。那个教人往里走，在安定冷静中安度日常的老人走了。但一如他曾说的，“我不在书斋里，我在人中间”，相信他95年人生沉淀的人生智慧，将会仍然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