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素秋是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2020年秋,作为陕西省第七批博士服务团的一员,去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职务是副局长,期限一年。挂职结束后,她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建设一座公共图书馆
碑林区文旅局有9个科室,杨素秋管4个,待建中的区图书馆是其中之一。
规划中的区图书馆占地1万平方米,但施工中挖到了文物,文勘、考古、挖掘,至少要两三年。可是,国家有关条例规定2020年底全国区县级图书馆必须到位。留给杨素秋的时间,不到4个月。
临时图书馆选址在市中心一座商场的地下室,没有馆员,只有一位刚刚任命的馆长。
杨素秋在建成后的碑林区图书馆内
3000平方米地下室,180万元装修经费,100万元购书经费。她和宁馆长要组织包括图书、家具、电器、系统、装修、运营在内的各项招标;要完成消防验收、安放桌椅、调试电器、书籍编目上架、人员培训上岗等数不清的陌生工作。更有许多意外在等着她们,比如管道漏水、隔壁饭馆油污渗漏、各种潜规则以及明着暗着的阻力。
书目,图书馆的灵魂
“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宁馆长对此外行,杨素秋只能单枪匹马和书商斗智斗勇。新规则和新名词纷至沓来,比如“码洋”,即书籍封底上的定价乘以册数;比如“馆配”,即由书商给图书馆提供书目……有书商跟她说,可以二五折供货,100万元经费就能买到400万码洋的书籍。“领导来检查,书多,你比较有面子。”杨素秋是个读书人,受不了烂书,只想为读者买好书。她和宁馆长商量,把钱花在刀刃上,8万册图书的区县图书馆及格线可以分步到位,先采购3万册,余下的,明年再申请资金采购。
书商的书目涌来了,大量书名书评网站查无此书,经典著作和优质出版社却被故意绕开和剔除,甚至还有不少《某某酒业文萃》《某某政协委员履职风采》这样的书。她明白了,所谓“馆配”,就是书店里卖不动的书、仓库里的滞销书,以及明知没有读者的自费出版物。
无法想象自己一手建起来的图书馆全是三流书的她,决定自己编书目:发微博征求意见,去其他区县图书馆参观,参考北京海淀区的编目原则,搜索各种图书榜单,甄别注释者和译者,敲定译本,一头扎进了书目的海洋。
开馆后,颇受读者好评。她不满足,不断跟读者和志愿者交流,分析借阅数据,掌握什么书受欢迎,什么书受冷落,什么人最需要图书馆……
“选书确实是个难题,一个人的珍宝,对另一个人来说也许是草芥”。人们对书籍的兴趣差异之大,令她意识到编书目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她决定找朋友帮忙。书法老师,武侠书作者,儿童杂志主编,高校教师,出版社编辑,自由摄影师,钢琴老师,小老板,高龄的,年轻的……她想让选书人样本尽量覆盖不同性别、年龄、专业,以及不同文化程度的人。
50多份书单陆陆续续来了,她将它们与书商和其他图书馆的书目一一比对、挑拣、查重,择优录取,分类合并。她还走进这些选书人的生活,倾听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与书的缘分,观察他们对热爱之事的痴迷状态。她把这些都写进了书里。那些既是书的故事,也是人的故事,非常动人。于是,这部书呈现出两种面貌——前半部,像一株树,围绕着挂职经历和图书馆建设开枝散叶,慢慢长大;到了后半部,一个又一个选书人的故事涌入,一株茁壮生长的树变成了一片茂盛的森林。
公共性,图书馆的核心价值
“‘免费借阅’,重点是这四个字,放大这四个字的字号。”走访社区后,她让宁馆长印了一大批海报,到处去张贴,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图书馆是要收钱的。
第二年,图书馆得到500万元财政拨款,全局第一。提意见的人不少,就连省厅领导也发出质疑:“图书馆有什么用?值得这样投入吗?”
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杨素秋引用教科书里的答案:“保留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宣传教育;满足和提升群众阅读需求,最大程度实现公益性和平等性……”但这不足以改变上级的想法,她便以大量个体的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
视障人士潘月带着8岁的女儿倒三部地铁来图书馆做志愿者,因为“听书”改变过她的人生,《窗边的小豆豆》里的“巴学园”启发她在家里办起了托管班;盲人按摩师杜斌大量听书仍不满足,他想摸更多的盲文文学书,特别想摸世界触觉地图,可是盲人借书不易、买书更难,而且盲文书又大又重又贵;热爱书法,借碑帖回家临摹的退休老人邓兴玉,获知碑帖不能外借了,默默地退掉了借书卡……随着接触爱书人范围的日益扩大,杨素秋坚信,图书馆理应成为消除身份差异的空间,应该更多地为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服务。也因此,她会采购一些价格昂贵又容易破损的立体图书,想让这些原本只能出现在中产家庭中的童书,贫困家庭的孩子们也能在图书馆里接触到。
“书目保卫战”
正是有了越来越清晰的选书和办馆理念,她才会再去勇敢打一场硬仗。
挂职即将结束时,有人来找她,说你的书目里全是好书,利润太低,领导拿不到好处,让她取消全部书目。惊讶、愤怒,但对手在暗处,放出话来后,便按兵不动。拖下去,她就输了,因为“一年有限责任期”的“杨局”只剩下20天任期了。委屈、愤懑中,她蘸取浓墨临起了苏轼的《寒食诗帖》,心情渐渐平复下来,与苏轼比,自己这点遭遇算什么。她猛然想到自己手中有武器:当时还只是大纲的书稿。她主动出击,出示书稿提纲,请中间人转告对方,她正在写书,会把这些事件如实写进书里。她赢了!
图书馆开馆前,她曾在大型自媒体上发表宣传长文,惹来诸多严厉批评:“胡搞、出风头”“思想不成熟”“个人英雄主义”……如果不是央视白岩松节目组看到了她那篇文章赶去采访,还在节目中称她是“公共选书人”,风波可能不会那么容易平息。
内心平展的理想主义者
杨素秋在大学教授文学和美学课程已近10年,但一成为“杨局”,便频频遇到文字上的难题。比如,文件上的“阅”“阅处”“阅示”,后两个词就不在她的词汇库里,请教资深办公室主任后方知,“阅”,她只需要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个圈,表明她阅读过了;“阅处”,是上级领导批给她的,她需要答复,要有方案;“阅示”,是下级请她指示的,她要告诉下面怎么做。
书中与建设区图书馆故事并行的,还有她的一年“杨局”任职经历。挂职之前,她对官场的全部想象都来自于小说和电视剧的构建,真正近身后,才开始了解其中的等级规则和繁琐,她将此视为对内心秩序的训练,坚持理想的同时,也学习迂回之术,用她的话说是“软硬兼施”。
作为基层官员,她要记住酒店后厨烟道清洗规范,要熟悉新挖工地文勘的进展,要检查鼠药和垃圾摆放,要答复12345市民热线投诉,要回复人大政协文旅提案……除了建设图书馆这件她无比热爱的事外,全无诗情画意可言。“我内心平展”,可能正因为如此,官场中那些理想主义者与现实的碰撞,才会被她写得那样风趣幽默。
初入官场的头一个月,她意识到自己心中有了“被重视”的轻微快乐和“被忽视”的细微失落,敏锐地自我警醒必须把那些滋生权力欲的土壤清除掉,“我不允许以后我的心里再长出这种蘑菇”。
“在全然不同的地貌当中,土壤湿润而沉默,孕育着我想获知的消息。”全书末尾,她这样写道。从“杨老师”到“杨局”又回到“杨老师”,地貌在变,但她始终热爱,始终坚持,始终不曾放下手中高举的理想主义火炬。